两高报告谁投了反对票

    ■因个案感到司法存在问题而投反对票的，远不只律师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涉法上访得不到答复的案件。他们对司法现实也深有体会，投起反对票来毫不含糊。

    ■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出于对某些司法机关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

    相较去年，今年的两高报告反对票与弃权票总数均有所增加。最高法院工作报告赞成2172票，反对519票，弃权192票；最高检工作报告赞成2210票，反对505票，弃权162票。

    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3月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资料片

因个案引来的反对票

    迟夙生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每年表决两高报告按下表决器之前，当年代理过的案件都会在脑海里过一遍。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两会期间，手头代理的一起违法拆迁案，让她在表决时坚决地按下反对：

    拆迁户从沈阳来到黑龙江，几经周折找到她，到了法院，不给立案；她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监督程序，结果，案立上了，一审却判强制拆迁方胜诉。“你说我怎么可能投赞成票呢？”迟夙生说，这么多年，她想不起来哪年投了赞成票，记忆中多是反对。

    她透露，在她的影响下，周围几个代表也对两高报告投了反对票。据记者了解，在本届人大11位律师代表中，今年投反对票的不只迟夙生一人。

    因个案感到司法存在问题而投反对票的，当然远不只律师代表。全国人大代表的日常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就是各种涉法上访得不到答复的案件。他们对司法现实也深有体会，投起反对票来毫不含糊。

    令法院头痛的“铁票”

    有人分析，在所有代表界别中，来自商业机构的代表，对两高报告的反对意见可能最为集中。

    “中国的企业多数都会惹官司，不管作为原告还是被告。”该分析人士称，如果赢了官司，很有可能要不回钱；输了官司，会怀疑背后有黑幕。这种说法得到了法院内部人士的认同。有最高法院人士告诉记者，民事官司，原告被告不管输赢，都很难对法院满意。这部分反对票也是他们最为头疼的，被视为“铁票”。

    对比其他代表，企业负责人对法院判决执行难问题有切身体会。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王为强在今年两会期间提到，去年涉及工商银行的案件胜诉执行率仅有35.6%，这与最高法院报告中提到的去年所有案件执结率87.15%，差距不小。

    执行难已经成为笼罩司法权威的最大阴影，到了每年全国两会，这个问题则体现在近500名企业主的投票意向中，成为最高法院报告是否通过、是否高票通过的巨大威胁。

    代表们的反腐票

    还有相当一部分反对票是出于对司法机关个别人员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的反感。

    代表梁慧星直言，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两高报告反映出来的态度有所差别：“最高法院不敢直面问题，最高检则态度坚决。”据此，他对最高法的报告投了反对票。

    法律学者侯猛发现，治理腐败的力度一直左右两高报告的通过率。他说，1999年到2003年间，最高法院报告的通过率总体趋势高于最高检察院，其中一个原因是，那几年腐败大案频发，民众对检察院反贪力度不够有意见。

    2004年以后，每年两高报告通过率，最高法总体趋势低于最高检。今年最高法院的通过率低于最高检，难脱黄松有等法院系统内部腐败案的影响。除梁慧星不满外，政协委员李蓝也说，黄松有案件涉及到法院系统的高层领导，黄涉案极大损害了司法系统公信力，但最高法院工作报告里没有正面提到这一点，如果他有投票权，也将投反对票。

    本版稿件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