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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章和进拿着报道过他的报纸，遮住面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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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名后，章和进不断接到媒体的采访电话。 |
章和进，28岁，湖北孝感人，长期在汉口建筑工地务工，做过小包工头，因大包工头欠薪，他曾于2007年底站在高楼顶讨薪，成功拿到欠款 。如此讨薪奏效后，从2008年初到今年5月，他又帮助其他农民工策划多起"跳楼讨薪"事件，被当地媒体称为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章和进排斥"跳楼秀 "的说法，在他看来，"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农民工讨薪求助无门，能怎么办？"
5月27日上午9点，武汉汉口，一场大雨突至。
将军花园8号楼20层的楼顶，苏幼能和其他4名农民工，将身体挨着护栏边缘。
距8号楼30米外的一家商店内，章和进拨通了《长江商报》的报料电话，“将军花园有农民工跳楼，是要拖欠的工资，现已在楼顶，随时有危险”。
挂掉电话，他又拨打了110、120、119，接下来是武汉市劳动监察大队，最后是市长专线。
一通电话报料完毕，章和进舒了一口气。
一切尽在掌握。
“上边风大雨滑，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会儿记者和警察来了，你们再将身体挂上护栏，让下边人能看见”，章和进用电话“遥控指挥”苏幼能，“要把握时机，不答应给工钱，就不要下来”。
这是章和进“导演”的第五次“跳楼”讨薪，跳楼是假，讨薪是真。
“我只能去跳楼”
2007年底，包工头拖欠章和进的工资，作为建筑带班，他又拖欠工友
章和进自己也有过跳楼讨薪的经历，那时，是真的想跳楼。
2007 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中南路一幢30层高的楼顶，章和进就那么站着，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瘦小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破塑料袋子”，被风吹得摇晃。
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章和进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那些跟着章和进出来打工的老乡，不断上门找他要工钱。
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觉得没法活了，当时，我只能去跳楼”。
章和进记得，他站在30层楼上一个小时后，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
僵持了3个小时。
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章和进说，他那时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跳楼的确是讨薪的一个好办法，成本低，时间短，有效果”。
“这次只要做做样子”
章和进带领4名被欠薪工友又一次讨薪，“不是真跳”
初次跳楼讨薪成功，他说自己就开始“反思”为何能成功。
“记者是关键”，在他看来，只有记者来采访，关注了，那些部门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重视，去解决问题。
他开始搜集报纸，有时候还上网，“找那些民工讨薪的政策和案子，来总结经验和教训”。
2008年1月21日，距离中南路跳楼讨薪不足一个月，章和进带着4名工人，爬上长途汽车站的楼顶，打出横幅“我要工钱，我要回家”。
2007年下半年起，章和进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的一处工地打工，年底结账4000多块钱，包工老板说暂时没钱，要等来年结算。
章和进找到几个工友商量，说只要跳楼就可以要到钱，“当时他们都反对，说不能为了几千块钱，连命都不要了”。
他开始现身说法，告诉他们只要做做样子，引起记者的关注，就能把钱要到手了，不是真跳。
最后，4名工友决定“试试看”。
这是章和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策划跳楼”。
他先用公共电话给十多家报社的热线报料；接着又分别拨打劳动局、110、119、120和市长热线的电话报料。
他还安排人尽量多拉些农民工在楼下围观制造紧张气氛，楼下留有专门的讨薪工人代表，以便给记者介绍情况及与相关部门谈判。
随后，章和进与其他4名工人爬上楼顶，扯开横幅，静等相关人员到来。
一番谈判后，章和进和其他4名“跳楼者”领到了各自的工资。
“跳楼心得”
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成功的几率太小
章和进出名了，在农民工的圈子里。
“许多农民工来找我，请我吃饭，讨教如何讨薪，甚至请我帮他们讨薪，有些农民工就叫我‘保护神’。”
帮忙讨薪收钱吗？
章和进称，“我每次都是无偿帮忙，他们也都很穷，民工哪里有钱？”
2009年1月9日，沌口某小区，5名农民工跳楼讨薪，当日要回工钱3.5万元；5月16日，光谷步行街康桥小区，4名农民工爬到33层楼顶翻越护栏，号称“不给钱便跳楼”，顺利要回1万多元。
这都是章和进的“作品”。
在《长江商报》热线记者沈右荣看来，武汉跳楼讨薪的很多，还有跳桥的，但失败的居多。
对此，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没有记者和警察到现场，没有相关部门出面，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他还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跳楼心得”：要选在闹市区的一些楼顶，分别混进大楼，不然保安不让进；“跳楼人数”要以4到5名为准，多了有人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一起跳，少了又引不起重视；要有横幅，得到相关承诺后再下楼。
跳楼讨薪遇挫
“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
5月27日的跳楼讨薪开场后，章和进感觉有些不妙。
他打完报料电话后，来了一辆警车，“一名警察下了车，问围观的农民工苏五能怎么回事，然后说了句‘跳啥子楼，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就钻回车里走了。”
这是章和进没有预想到的局面。
他让同来讨薪的苏五能给苏幼能打电话，让他们下楼。苏幼能拒绝了，“我干了两年的活，一分钱都没拿到，今天不给钱，我就不下去”。
下午1点，风大雨疾，楼顶的苏幼能等5名农民工，已经坚持了4个小时。
章和进感觉紧张，“打电话都不下来，一不小心失足，肯定会出人命，如果他们出事了，我肯定脱不了干系。”
他说当时自己掉了眼泪，为楼上的农民工，也为自己。
最后在章和进和苏五能的苦苦劝说下，苏幼能等人才下楼。
东西湖区信访办的人带走了章和进和苏五能，后来告诉他们，问题正在解决中，回家等消息吧。
“到现在，还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6月5日，苏五能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提及当天的讨薪失败，“跳楼讨薪的越来越多，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除非真的会出人命”。
“什么叫跳楼秀”
章和进觉得，农民工在拿命来讨回自己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让他们感觉委屈
虽然这次没成功，但章和进的知名度更高了。
5月28日，当地媒体报道，章和进承认自己自2007年以来，策划多起农民工“跳楼讨薪”，他也被称为“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听到有人说他是在策划“跳楼秀”，欺骗政府和公众，章和进有些气愤，“什么叫跳楼秀，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辛苦一年却领不回一分钱工资，求助无门，你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拿命来讨回我们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让我们农民工觉得委屈。”
在沈右荣看来，章和进归根结底还是一名农民工，“他只是在用他打工生涯所积累的江湖智慧，来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
“你要把我写得有深度啊”
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章和进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章和进约记者一起出去吃饭。
三个菜，一共45元。已站起身的章和进开始不停地搓手，脸涨得通红。
记者立即将钱付掉，说下次吧。
“一直是你请我，我不能欠你的。”章和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章和进当天身上只有20块钱，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他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章和进的三婶觉得章和进傻，别人打工都挣钱，他打工十多年，家人还要帮着他还债，大包工头拖欠他的工资，他自己借钱来还其他工人的工资，别人能失踪、能拖欠，“ 你为啥不能呢？”
自2001年以来，章和进说，他一共被拖欠了7万多元工资，没法兑现给工友，“这些钱我每年都在还，现在还剩下4000多”。
引起公众关注后，章和进开始变得谨慎。
6月3日，他和记者初次见面时，接过记者的名片说，“和你们记者说话可要小心呢，我知道你在录音，乱写我要告你呢，你要把我写得有深度啊”。
章和进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去哪儿打工都能按时发工钱，“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章和进排斥"跳楼秀 "的说法，在他看来，"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农民工讨薪求助无门，能怎么办？"
5月27日上午9点，武汉汉口，一场大雨突至。
将军花园8号楼20层的楼顶，苏幼能和其他4名农民工，将身体挨着护栏边缘。
距8号楼30米外的一家商店内，章和进拨通了《长江商报》的报料电话，“将军花园有农民工跳楼，是要拖欠的工资，现已在楼顶，随时有危险”。
挂掉电话，他又拨打了110、120、119，接下来是武汉市劳动监察大队，最后是市长专线。
一通电话报料完毕，章和进舒了一口气。
一切尽在掌握。
“上边风大雨滑，一定要注意安全，过会儿记者和警察来了，你们再将身体挂上护栏，让下边人能看见”，章和进用电话“遥控指挥”苏幼能，“要把握时机，不答应给工钱，就不要下来”。
这是章和进“导演”的第五次“跳楼”讨薪，跳楼是假，讨薪是真。
“我只能去跳楼”
2007年底，包工头拖欠章和进的工资，作为建筑带班，他又拖欠工友
章和进自己也有过跳楼讨薪的经历，那时，是真的想跳楼。
2007 年年底的一天早上，在武汉中南路一幢30层高的楼顶，章和进就那么站着，一手攀着栏杆，一只脚踏着护栏边缘，瘦小的他感觉自己“像个破塑料袋子”，被风吹得摇晃。
上衣口袋里装着一张3万元的欠条，一张载有“武汉农民工工资已开始全面清欠”新闻的报纸，还有一份写在旧挂历上的“遗书”。
1995年，因家境困难，刚上初中的章和进选择退学到武汉“讨生活”。2004年，章和进觉得在武汉做建筑带班能挣钱，便从村里喊来15名老乡，到一个姓马的包工头那里干活。
没想到，到2006年结账时，“马老板”失踪了。
章和进说，他去找承包工程的建筑公司，公司经理说工资已经让“马老板”领走了；他去找劳动监察大队，大队说人家公司已经支付了工资；他去法院，被告知要交1000多元立案费；他给多家报纸报料，记者一听说“讨薪”，说太多了，没法报。
就这样来回折腾了一年多，那些跟着章和进出来打工的老乡，不断上门找他要工钱。
眼看就要到2008年春节了，三婶打来电话，说村里人老是去家里要账，他60岁的父亲被气得中风瘫痪在床，结婚不到4年的妻子，带着女儿离家出走。
“觉得没法活了，当时，我只能去跳楼”。
章和进记得，他站在30层楼上一个小时后，记者、区信访办主任、劳动监察大队的人、警察，都来了。
僵持了3个小时。
最后，武汉市劳动局协调建筑公司支付章和进3万元的工资款，同时支付了拖欠其他农民工的31万元工资。
讨了两年的工资没结果，一说要跳楼，三四个小时就解决了。
章和进说，他那时得出一个结论，“看来跳楼的确是讨薪的一个好办法，成本低，时间短，有效果”。
“这次只要做做样子”
章和进带领4名被欠薪工友又一次讨薪，“不是真跳”
初次跳楼讨薪成功，他说自己就开始“反思”为何能成功。
“记者是关键”，在他看来，只有记者来采访，关注了，那些部门才会感到压力，才会重视，去解决问题。
他开始搜集报纸，有时候还上网，“找那些民工讨薪的政策和案子，来总结经验和教训”。
2008年1月21日，距离中南路跳楼讨薪不足一个月，章和进带着4名工人，爬上长途汽车站的楼顶，打出横幅“我要工钱，我要回家”。
2007年下半年起，章和进在武昌傅家坡长途汽车站的一处工地打工，年底结账4000多块钱，包工老板说暂时没钱，要等来年结算。
章和进找到几个工友商量，说只要跳楼就可以要到钱，“当时他们都反对，说不能为了几千块钱，连命都不要了”。
他开始现身说法，告诉他们只要做做样子，引起记者的关注，就能把钱要到手了，不是真跳。
最后，4名工友决定“试试看”。
这是章和进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策划跳楼”。
他先用公共电话给十多家报社的热线报料；接着又分别拨打劳动局、110、119、120和市长热线的电话报料。
他还安排人尽量多拉些农民工在楼下围观制造紧张气氛，楼下留有专门的讨薪工人代表，以便给记者介绍情况及与相关部门谈判。
随后，章和进与其他4名工人爬上楼顶，扯开横幅，静等相关人员到来。
一番谈判后，章和进和其他4名“跳楼者”领到了各自的工资。
“跳楼心得”
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成功的几率太小
章和进出名了，在农民工的圈子里。
“许多农民工来找我，请我吃饭，讨教如何讨薪，甚至请我帮他们讨薪，有些农民工就叫我‘保护神’。”
帮忙讨薪收钱吗？
章和进称，“我每次都是无偿帮忙，他们也都很穷，民工哪里有钱？”
2009年1月9日，沌口某小区，5名农民工跳楼讨薪，当日要回工钱3.5万元；5月16日，光谷步行街康桥小区，4名农民工爬到33层楼顶翻越护栏，号称“不给钱便跳楼”，顺利要回1万多元。
这都是章和进的“作品”。
在《长江商报》热线记者沈右荣看来，武汉跳楼讨薪的很多，还有跳桥的，但失败的居多。
对此，章和进的观点是，“跳楼”是需要策划的，没有人关注，没有记者和警察到现场，没有相关部门出面，成功的几率太小了。
他还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跳楼心得”：要选在闹市区的一些楼顶，分别混进大楼，不然保安不让进；“跳楼人数”要以4到5名为准，多了有人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一起跳，少了又引不起重视；要有横幅，得到相关承诺后再下楼。
跳楼讨薪遇挫
“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
5月27日的跳楼讨薪开场后，章和进感觉有些不妙。
他打完报料电话后，来了一辆警车，“一名警察下了车，问围观的农民工苏五能怎么回事，然后说了句‘跳啥子楼，这是经济纠纷，我们管不着’，就钻回车里走了。”
这是章和进没有预想到的局面。
他让同来讨薪的苏五能给苏幼能打电话，让他们下楼。苏幼能拒绝了，“我干了两年的活，一分钱都没拿到，今天不给钱，我就不下去”。
下午1点，风大雨疾，楼顶的苏幼能等5名农民工，已经坚持了4个小时。
章和进感觉紧张，“打电话都不下来，一不小心失足，肯定会出人命，如果他们出事了，我肯定脱不了干系。”
他说当时自己掉了眼泪，为楼上的农民工，也为自己。
最后在章和进和苏五能的苦苦劝说下，苏幼能等人才下楼。
东西湖区信访办的人带走了章和进和苏五能，后来告诉他们，问题正在解决中，回家等消息吧。
“到现在，还没有人给我们打电话。”6月5日，苏五能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提及当天的讨薪失败，“跳楼讨薪的越来越多，人们都麻木了”，章和进寻思，“跳楼讨薪好像越来越难了，除非真的会出人命”。
“什么叫跳楼秀”
章和进觉得，农民工在拿命来讨回自己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让他们感觉委屈
虽然这次没成功，但章和进的知名度更高了。
5月28日，当地媒体报道，章和进承认自己自2007年以来，策划多起农民工“跳楼讨薪”，他也被称为“武汉最牛跳楼秀‘导演’”。
听到有人说他是在策划“跳楼秀”，欺骗政府和公众，章和进有些气愤，“什么叫跳楼秀，谁吃饱了撑的去跳楼啊，辛苦一年却领不回一分钱工资，求助无门，你让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在拿命来讨回我们应得的，跳楼秀的说法让我们农民工觉得委屈。”
在沈右荣看来，章和进归根结底还是一名农民工，“他只是在用他打工生涯所积累的江湖智慧，来维护自己最基本的权益”。
“你要把我写得有深度啊”
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章和进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章和进约记者一起出去吃饭。
三个菜，一共45元。已站起身的章和进开始不停地搓手，脸涨得通红。
记者立即将钱付掉，说下次吧。
“一直是你请我，我不能欠你的。”章和进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章和进当天身上只有20块钱，自从“跳楼导演”报道出来以后，他就不敢出去工作了。
章和进的三婶觉得章和进傻，别人打工都挣钱，他打工十多年，家人还要帮着他还债，大包工头拖欠他的工资，他自己借钱来还其他工人的工资，别人能失踪、能拖欠，“ 你为啥不能呢？”
自2001年以来，章和进说，他一共被拖欠了7万多元工资，没法兑现给工友，“这些钱我每年都在还，现在还剩下4000多”。
引起公众关注后，章和进开始变得谨慎。
6月3日，他和记者初次见面时，接过记者的名片说，“和你们记者说话可要小心呢，我知道你在录音，乱写我要告你呢，你要把我写得有深度啊”。
章和进说，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天，去哪儿打工都能按时发工钱，“永远不用跳楼就好了”。
陶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