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调查]民间资源被政府垄断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在80%这个数字背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邓国胜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变革。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
这些钱或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
现在，这个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据邓国胜粗略估算，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分析]民间组织为啥都撤了
邓国胜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是达到300万人左右。
但是自去年8月9月开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退却了。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来自民间的捐赠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地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透视]“公民社会的路很漫长”
80%左右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约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约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约29.1%的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还不够强。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
邓国胜不那么乐观。 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据《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