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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背后都有渎职。这些案件虽然由最高检督办，但地方关系盘根错节，行政干预之强超乎想象，案子几乎办不下去。——何家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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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让我更加关注中国现实，以前设计理想模型总是要完美化一些，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在现实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 ——宋英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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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各地的接待很不习惯，希望越简单越好，人越少越好，尽量给个人自由空间。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适合当官。 ——赵旭东 |
2006年7月，最高检尝试开放三个副厅级职位引入学者担任。因挂职职位之高，此举在法律界影响颇大。首批被选中的三位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家弘，任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中国政法大学赵旭东，任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北京师范大学宋英辉，任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三位副厅级干部结束为期两年的官场生涯，回到他们熟悉的校园已经一年了。挂职的两年中，他们在位高权重的特殊位置上看到了怎样的司法现实？厅长经历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三 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都要以政府官职的级别来体现个人的成就，甚至连本应远离世俗的佛门圣地都有了‘处级和尚’的名片。”在报纸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何家弘正身居最高人民检察院，当着他的副厅长。
一年后，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寓所中，何家弘说，官场经历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等他退休了要写进自己的小说。何家弘是中国作协会员，创作过多部侦探推理小说。指标文化
不少检察院下达起诉和抗诉指标
何家弘所在的渎职侵权检察厅主要查办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案件，直接受理侦查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渎职案件。
和反贪不同，反渎查办的是那些“不收钱”的腐败。何家弘坦言，以前自己也觉得渎职案件并没有那么重要，但自从挂职后才深切认识到，渎职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
“接触很多案件后发现，我们官员的权力真是特别大，特别是涉及项目的审批、土地和建筑工程。有的表现为滥用职权，表面上看没有收钱，但实际上造成的经济损失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而受贿、贪污几百万就已经算很多了。”
何家弘说，这几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背后都有渎职。“这些案件虽然由最高检督办，但地方关系盘根错节，行政干预之强超乎想象，案子几乎办不下去。”
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挂职的宋英辉，对“行政干预司法”的体会并不如何家弘那样真切，让他不吐不快的问题是，现实中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的“指标文化”。“一些检察院规定，如果你起诉了，法院最后判无罪，扣2分，如果法院改变了罪名，扣1分。”宋英辉说，罪与非罪，不同罪名，法院和检察院有不同理解是正常的。有些时候检察官的认识是正确的，是法官错误地改变了罪名，却要扣检察官的分，这非常荒唐。“设计法院和检察院就是为了相互制约，如果要完全一致，就没有必要搞这么多机关。”宋英辉说。
现实中不少检察院要下达起诉和抗诉的指标，为“诉”而“诉”。宋英辉举了一个轻伤害案件：夫妻吵架，女方弟弟为了帮姐姐将姐夫鼻梁打断。检察院准备起诉弟弟时，夫妻二人都后悔了，请求检察院不要追究，不要影响未来的家庭关系。但最终检察院还是诉了，原因就有起诉数量的指标要求。刑讯逼供
“不包庇，下次就没人卖命给你干活”
宋英辉研究刑事诉讼，赵旭东搞民事研究，何家弘是证据侦查方面的专家。跟纯法理学者相比，这三位平时已经算跟公检法比较熟了，但挂职经历还是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过去过于理想的学术思维。
在收集刑讯逼供的典型案例时，一位基层公安局局长的话让何家弘若有所思。这位局长说，他现在最苦恼的是怎么才能让下面的人好好干活，要激励干警干活有时就必须容忍违法违规。“打人是不对，但我公安局局长不包庇这个人，下次很多人就不会卖命给你干活，就消极怠工。我让他们去查，口口声声不要刑讯逼供，好，人去了，但是案子办不了，谁着急，我公安局局长着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家弘说，以前会单纯地认为，制度设计最重要，设计好了，按照这条正确的路走就对了，但现在的体会是，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让一个人好好干活是更实际的问题。“公检法现在老弄一些办案指标，法官还有计件工资，一直觉得它不合理，但后来发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没有考核，就很难调动人的积极性。”何家弘说。
赵旭东每周去一次高检参加民事行政案件讨论会。他说，总体上大家的法理分歧并不大，但相对而言，在现实的环境里，司法机关需要考虑怎么把问题解决好，在法理和现实之间取得最平衡的结果。
宋英辉说，挂职让他更加关注中国现实，以前设计理想模型总是要完美化一些，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在现实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官场体味
“人家当了处长，你还是个科员，你就会很挫折”
两年的机关生活，为三位学者提供了体味官场的机会。这给他们相对平淡的学院生涯添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趣味。
何家弘说，在机关大家习惯简称他为“何厅”，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反应不过来，以为在叫另一个人的名字。
挂职不久，何家弘到黑龙江下面一个市院调研。刚进检察院大门，就看到了办公楼前的横幅标语：欢迎最高检院领导视察本院。这让他很不自在。座谈开始，气氛严肃，检察长开始汇报工作：何厅长，我院有干警多少多少名……他忍了半天最终还是打断了，“叫我何老师吧，我是来调研的，不是你们的领导。”后来的日子，一些东北干警开始叫他“何大哥”。
在机关文化里，赵旭东最受不了的是喝酒，“我对各地的接待很不习惯，希望越简单越好，人越少越好，尽量给个人自由空间。”赵旭东滴酒不沾，这让他时常感到尴尬，“不喝酒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难接近，会影响氛围。”赵旭东说，“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适合当官。”
何家弘的体会是，虽然学校的行政化也很严重，但可以逃脱，你可以不理，可以不当官，就当好自己的教授，做教授也有成就感。但在行政机关，你就很难逃脱，“机关的衡量标准就是级别，同一批毕业，人家当了处长，你还是个科员，你就会很挫折。”
基于这样的观察，在副厅长的位置上，何家弘在挂职的第二年，写下这样的文字：官职的诱惑力主要在于它可以给人带来较大的成就感，要降低当官的成就感就要缩小“官”与“民”的差异，那就是，减少官员的特权，降低官员的待遇。
这段经历之后，三位学者都说，他们觉得自己更适合学校，做一个自由的老师。
三位副厅级干部结束为期两年的官场生涯，回到他们熟悉的校园已经一年了。挂职的两年中，他们在位高权重的特殊位置上看到了怎样的司法现实？厅长经历对他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三 教九流五行八作的人们都要以政府官职的级别来体现个人的成就，甚至连本应远离世俗的佛门圣地都有了‘处级和尚’的名片。”在报纸上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何家弘正身居最高人民检察院，当着他的副厅长。
一年后，坐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寓所中，何家弘说，官场经历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等他退休了要写进自己的小说。何家弘是中国作协会员，创作过多部侦探推理小说。指标文化
不少检察院下达起诉和抗诉指标
何家弘所在的渎职侵权检察厅主要查办的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和非法拘禁、刑讯逼供等侵权案件，直接受理侦查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和地方副省级以上干部的渎职案件。
和反贪不同，反渎查办的是那些“不收钱”的腐败。何家弘坦言，以前自己也觉得渎职案件并没有那么重要，但自从挂职后才深切认识到，渎职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
“接触很多案件后发现，我们官员的权力真是特别大，特别是涉及项目的审批、土地和建筑工程。有的表现为滥用职权，表面上看没有收钱，但实际上造成的经济损失动不动就是几千万，甚至上亿。而受贿、贪污几百万就已经算很多了。”
何家弘说，这几年发生的几乎所有重大公共安全事故，背后都有渎职。“这些案件虽然由最高检督办，但地方关系盘根错节，行政干预之强超乎想象，案子几乎办不下去。”
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挂职的宋英辉，对“行政干预司法”的体会并不如何家弘那样真切，让他不吐不快的问题是，现实中司法机关普遍存在的“指标文化”。“一些检察院规定，如果你起诉了，法院最后判无罪，扣2分，如果法院改变了罪名，扣1分。”宋英辉说，罪与非罪，不同罪名，法院和检察院有不同理解是正常的。有些时候检察官的认识是正确的，是法官错误地改变了罪名，却要扣检察官的分，这非常荒唐。“设计法院和检察院就是为了相互制约，如果要完全一致，就没有必要搞这么多机关。”宋英辉说。
现实中不少检察院要下达起诉和抗诉的指标，为“诉”而“诉”。宋英辉举了一个轻伤害案件：夫妻吵架，女方弟弟为了帮姐姐将姐夫鼻梁打断。检察院准备起诉弟弟时，夫妻二人都后悔了，请求检察院不要追究，不要影响未来的家庭关系。但最终检察院还是诉了，原因就有起诉数量的指标要求。刑讯逼供
“不包庇，下次就没人卖命给你干活”
宋英辉研究刑事诉讼，赵旭东搞民事研究，何家弘是证据侦查方面的专家。跟纯法理学者相比，这三位平时已经算跟公检法比较熟了，但挂职经历还是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过去过于理想的学术思维。
在收集刑讯逼供的典型案例时，一位基层公安局局长的话让何家弘若有所思。这位局长说，他现在最苦恼的是怎么才能让下面的人好好干活，要激励干警干活有时就必须容忍违法违规。“打人是不对，但我公安局局长不包庇这个人，下次很多人就不会卖命给你干活，就消极怠工。我让他们去查，口口声声不要刑讯逼供，好，人去了，但是案子办不了，谁着急，我公安局局长着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何家弘说，以前会单纯地认为，制度设计最重要，设计好了，按照这条正确的路走就对了，但现在的体会是，再好的制度也要人去执行，让一个人好好干活是更实际的问题。“公检法现在老弄一些办案指标，法官还有计件工资，一直觉得它不合理，但后来发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没有考核，就很难调动人的积极性。”何家弘说。
赵旭东每周去一次高检参加民事行政案件讨论会。他说，总体上大家的法理分歧并不大，但相对而言，在现实的环境里，司法机关需要考虑怎么把问题解决好，在法理和现实之间取得最平衡的结果。
宋英辉说，挂职让他更加关注中国现实，以前设计理想模型总是要完美化一些，现在想得比较多的是，在现实情况下以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官场体味
“人家当了处长，你还是个科员，你就会很挫折”
两年的机关生活，为三位学者提供了体味官场的机会。这给他们相对平淡的学院生涯添注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趣味。
何家弘说，在机关大家习惯简称他为“何厅”，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反应不过来，以为在叫另一个人的名字。
挂职不久，何家弘到黑龙江下面一个市院调研。刚进检察院大门，就看到了办公楼前的横幅标语：欢迎最高检院领导视察本院。这让他很不自在。座谈开始，气氛严肃，检察长开始汇报工作：何厅长，我院有干警多少多少名……他忍了半天最终还是打断了，“叫我何老师吧，我是来调研的，不是你们的领导。”后来的日子，一些东北干警开始叫他“何大哥”。
在机关文化里，赵旭东最受不了的是喝酒，“我对各地的接待很不习惯，希望越简单越好，人越少越好，尽量给个人自由空间。”赵旭东滴酒不沾，这让他时常感到尴尬，“不喝酒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难接近，会影响氛围。”赵旭东说，“至少从这一点来说，我就不适合当官。”
何家弘的体会是，虽然学校的行政化也很严重，但可以逃脱，你可以不理，可以不当官，就当好自己的教授，做教授也有成就感。但在行政机关，你就很难逃脱，“机关的衡量标准就是级别，同一批毕业，人家当了处长，你还是个科员，你就会很挫折。”
基于这样的观察，在副厅长的位置上，何家弘在挂职的第二年，写下这样的文字：官职的诱惑力主要在于它可以给人带来较大的成就感，要降低当官的成就感就要缩小“官”与“民”的差异，那就是，减少官员的特权，降低官员的待遇。
这段经历之后，三位学者都说，他们觉得自己更适合学校，做一个自由的老师。
王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