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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决策幕后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已十周年,作为重要亲历者与见证人,国务院原副总理、国 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曾培炎同志日前出版《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一书,系统回顾了西部大开发决策与实施全过程,披露了许多此前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先后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国家计委、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以及国务院任职。这使我有机会参加中央有关会议,陪同中央领导同志外出考察,有幸见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的全过程,并参与了具体组织实施工作。

    战略的酝酿和完善

    综合各方面观点,国家计委形成了四点意见,我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扼要汇报

    1995年6月下旬,江泽民同志到辽宁、黑龙江、吉林三省考察,我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在吉林的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房间里,作了很多重要指示,其中谈到近几年东部地区发展比较快,担心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较慢,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还会继续扩大,要未雨绸缪,研究一些政策,实现小平同志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目标。那晚谈了近两个小时。

    这年陕西、甘肃两省遭受了严重的旱灾。12月下旬,我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陪同江泽民同志前往考察。12月25日,江泽民同志在甘肃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中央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到下世纪初要开始朝着逐步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的方向前进,到下世纪50年代,西部地区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基本实现现代化”。

    此后,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加快西部地区发展问题。经过几年的酝酿,1999年3月3日,他在这年全国两会的党员负责人会上的讲话中,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思想。

    我当时担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秘书长。记得是在3月13日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打来电话。他说:江泽民同志几天前有一个重要讲话,请你看一下,其中关于西部大开发一段论述你们要作些研究。

    在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讲话的基础上,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综合各方面观点,国家计委形成了四点意见,我向江泽民同志作了扼要汇报。

    一是我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没有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要有条件,就要尽早加快西部地区发展。

    二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形势下,抓住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发展潜力很大,只要策略对头,方法得当,开发西部不会成为国家的包袱。

    三是如果东西部地区发展长期不平衡,就会影响全国发展。经济问题也可能扩展到政治和社会层面,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国家安全。

    四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加剧恶化,如果现在还不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并逐渐改善,可持续发展就会落空。从综合国力来讲,我国已经具备了开发西部的条件。

    1999年9月19日-22日,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召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合理界定“西部”范围

    这个范围之争,背后蕴藏着积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渴望发展,盼望着能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机遇

    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如何合理界定“西部”的范围,是首先遇到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范围划得过大,重点不突出,效果也不明显;范围划得过小,起不到开发的作用,解决不了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在研究西部范围的过程中,不少地方特别是中部省区,要求将本地纳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如山西省提出,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十年九旱,又是老工业基地,污染严重,包袱多,生态和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湖南省则提出,湘西地处武陵山区,与贵州山水连接,自然环境相同,又是民族地区,希望能列入西部大开发的范围。湖北省提出,鄂西地区十分困难,也应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

    这个范围之争,背后蕴藏着积极的因素,那就是大家都渴望发展,盼望着能抓住西部大开发这个机遇。

    2000年6月,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会上把西部大开发范围的几种方案都摆了出来,经过充分讨论,会议决定,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为“10+2”,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区、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考虑到带动民族地区发展的需要,会议还确定,对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比照西部大开发的有关政策予以照顾。

    明确西部大开发战略目标

    西部大开发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充满热情,希望一下子把西部发展起来;同时又感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这种矛盾情绪在当时十分普遍

    西部大开发开始后,对大开发需要多长时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只要政策力度足够大,短时期内西部地区发展就能赶上来。有一位台商写过一本书,反映了当时这种观点,书名就是《西部大开发十年可成》。

    明显的悲观派似乎没有,对开发前景的忧虑倒是有的。记得西部大开发之初,我在北京会见香港企业家李泽楷,向他介绍我们正在制定“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他希望为西部大开发作些贡献,并提议由他资助,聘请国外著名专家作些研究。后来他推荐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

    半年之后,萨克斯提交了一份中期研究成果。结论是,世界上绝大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基本上集中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因此,他把西部大开发称作“水往高处流”的工程,认为实施起来会很困难,如果要做,只能做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开发。

    后来,萨克斯又多次到中国西部地区调研,想法有所改变,特别是对打通亚欧大陆桥颇感兴趣,认为新疆到欧洲比到东部沿海近,可以向西开放。

    西部大开发之初,广大干部群众充满热情,希望一下子把西部发展起来;同时又感到千头万绪,不知从何着手。这种矛盾情绪在当时十分普遍。

    我们在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贯彻了这个方针,既有长远蓝图,又制定阶段性的目标和任务,并且使每个阶段的目标相互衔接,稳步前进。每年都有年度计划,主要是着眼于制定和完成近期目标,同时,又连续制定了“十五”、“十一五”两个五年规划,明确五年、十年和中长期发展目标。在编制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之间、西部开发规划和全国总体规划之间、地区发展规划和行业产业规划之间,注意统筹兼顾,搞好衔接,使西部开发的规划大都能得到很好的落实。

    (本版稿件据《瞭望》,有删节)

西部开发规划没出现GDP指标
 
    过去国家一有大的政策出台,经济建设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历史上几次有过这种现象,教训也很深刻,现在又露出了这种苗头

    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一般都要提出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目标。但是在西部开发规划中,却没有出现GDP指标,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当时,西部一些地区考虑到GDP的增长,谋划了一批加工业投资项目。国家计委收到各地报来的很多申请,希望国家加大这方面投资力度。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值得肯定的,按照同等优先的原则,对于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其加快发展。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过去国家一有大的政策出台,经济建设往往出现一哄而上的现象,又是圈地,又是上项目,热闹一阵子,弄不好就留下一个烂摊子。历史上几次有过这种现象,教训也很深刻,现在又露出了这种苗头。

    朱镕基总理曾说过,最担心、最不愿看到的是搞加工工业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这会给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困难。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也多次强调,加工工业不能一哄而上,避免发生新一轮重复建设。

    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实现西部大开发二十字目标,需要我们在经济、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全面发展,单纯追求GD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把地方的积极性引导到全面发展上来,对西部地区已经出现的大上加工工业项目的热潮应当降降温。在规划指标的选择上,我们考虑,是否可以不提出GDP目标,以免各地盲目追求增长速度,忽视可持续发展,使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或上一些没有市场和竞争力的项目。

    2000年11月,温家宝副总理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的汇报后,肯定了我们的想法。他认为,用5年至10年遏制东西部差距扩大的趋势,用20年时间做到差距明显缩小,这个难度已经很大。规划可以不提经济增长指标,在整体上体现加快发展就可以了。

    经过多方论证和认真测算,最终我们在“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中提出了一个5年、10年和50年的战略安排。这个规划虽然没有对东西部在缩小GDP差距方面提出具体要求,但在更广阔、更全面的领域体现了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的要求。

王晓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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