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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河水库西岸(北纬40°07′46″，东经116°17′45″)位于南沙河、北沙河两河环抱之处，整个垃圾场占地1300多亩(图中仅为一小部分)；2002年底开始倾倒垃圾与大粪，至今，这里积存的垃圾总量已经无法推算。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西街。这条毗邻中国传媒大学的街道，每天一早就会从沿街小吃店飘出早餐的香味。住了六年，王久良熟悉这里的拥挤和喧闹，有时他会坐在小吃店里静静观察门外来来往往的人，记住那些个性面孔，比如旁若无人的 疯 歌手。
从上大学到毕业，王久良在北京快7年了，如今说话都带着一股子京味儿。但他对这个城市并没有多 少 感情，“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个舞台，一个供你发挥的场所”。从潍坊到济南，到西安，再到北京，这个33岁的自由摄影师并不在意人生的下一站会在哪里，他关心的只是下一个拍什么。
“我要做点什么。”他决定拍垃圾，拍这些人们随手丢了就不管的垃圾，拍这些被垃圾改变了的生存环境。
2008年春，王久良从北京回到安丘老家。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装农药的一次性塑料袋包装，花花绿绿，和泥土纠缠在一起，不知道哪个年头能化掉。
这个画面刺激了王久良。在他儿时记忆里，地里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村里的河沟里都是生活垃圾。小时候，他还在里面摸过鱼呢，现在，那里除了垃圾还是垃圾，水早干了。
“我要做点什么。”他决定拍垃圾，拍这些人们随手丢了就不管的垃圾，拍这些被垃圾改变了的生存环境。
王久良有一张北京地图，上面用黄色标注出400多个点，密密麻麻一圈，把北京城团团围住。这些黄色的点，都是散布在五环六环之间的垃圾场，是王久良用“谷歌地球”搜出来的，多数规模在上万平方米，小垃圾场不在他考虑范围内，“太多了，都拍的话，根本跑不下来。”
2008年10月起，王久良骑着一辆摩托，载着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用一年半的时间奔波拍摄，用掉450多卷胶卷，拍出反映北京垃圾的《垃圾围城》系列。
去年12月，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展上，王久良凭借尚未完成的这组作品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有评论称，这些照片“令人震惊”，它用“平静的画面”告诉人们北京正在被垃圾吞噬这个触目惊心的现状。
获奖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王久良得到一万元奖金，赞助也接踵而至——这也是他当时决定参展的因素之一。目前照片拍摄已近尾声，他把精力转向同一题材的纪录片拍摄。
王久良的计划是，四月底结束全部拍摄，五月转入后期制作。6月5日在宋庄美术馆的大型展览已经敲定，万科集团已经有意提供展览经费赞助。他必须加快进度。
那辆陪着他跑了7000多公里的宗申摩托换成了长安小面包。这样的话，将近30斤的三个摄影包不必背着，而收集的垃圾样本可以运走——他准备拿这些破烂搞个行为艺术展。
玩摄影是个“烧钱”的活。王久良用的最便宜的120胶卷，一卷也要18块钱，平均一天用掉五六卷，用得狠的话，一天10卷。
在外拍摄，王久良和樊雪崧到哪儿凑合着吃哪儿，能住“70块钱带独立卫生间的双人间”就很不错了。有段时间，天天吃兰州牛肉拉面，吃得王久良“都想吐了”。
经费一直不充裕。
王久良曾经考虑要不要开始这个项目。他的老师鲍昆全力支持，这个靠稿费为生的著名摄影评论家先后给了他2万块钱，“这是个好项目，一定要做”。
2008年11月，王久良和其他三位摄影师在北京798举办《全景》四人展。开幕式结束，鲍昆把他叫到一边，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还塞给他一条好烟。“这些钱，你先花着。别因为没钱闲着，先干着，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60岁的栗宪庭，曾为先锋艺术家们策划众多颇具影响的展览，以个人的名义一次性给了王久良2万多块钱，还曾试图帮他找赞助，虽然最终未果。
“拍摄这么花钱，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拿到赞助呢？没钱怎么办？”记者问。
王久良一听这话，眉头皱起来，手一挥：“嗨，别老谈钱，多俗啊！”
在他看来，钱就是个工具，有钱“够吃饭，够拍摄”就行了。
其实，如果王久良愿意，他可以过上“更有钱”的生活。
王久良前两次上的大学都因为“没意思“而退学。2003年，27岁的王久良第三次参加高考，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大三时，因为专业表现优秀，被老师推荐去国家安全局工作，“也是干拍照的活”，但他拒绝了，同学们跳着脚骂他“不识好歹！”
“我不想要那种生活。”王久良上传媒大学前，就接了不少商业活儿，可他还是对艺术创作感兴趣。最后，他意识到，想要一边接商业片一边搞创作不现实，精力有限。
大学毕业后，王久良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忙着找工作，“根本就没动过这个念头”。那时他已经明确，要做一个自由摄影师。
被恐吓是家常便饭，有人牵着大狼狗上来吼他 ，“识相的滚蛋！”半人高的大狗在一侧发出沉闷的吼叫。
2010年4月7日一早，王久良开着他的“越野小面”，赶到20公里外的通州区台湖镇桂家坟。这个垃圾场堆满了附近村民的生活垃圾，用脚拨一拨，就能看到各种包装袋残骸搅和在糊烂得看不出原样的各种垃圾里。
“这里原先是一个鱼塘，现在全被填了。”站在散发着强烈腐烂气息的垃圾堆里，王久良点起一支烟，静静打量起周围，不时吸溜下鼻子。拍垃圾几个月后，王久良得了过敏性鼻炎，他不能确定这是否跟长期闻垃圾臭味有关。
为了拍几十米外的拾荒者，王久良让助手刘珂拿来2米高的金属架，插进使劲一踩就会“扑哧”陷进去半个脚面的垃圾里，站上架子拍摄。四斤多重的相机挂在脖子上，他必须保持同样姿势以保证画面稳定。
一个收破烂的老汉好奇地看着这个端着相机的人，慢慢踱步过来，“干什么呢？”
“拍垃圾呢。”
“垃圾？垃圾有什么好拍？”
“传媒大学的，来拍作业的。”王久良说得很溜。
为打消这些拾荒者的疑虑，王久良已经习惯“传媒大学学生拍作业”的说辞。有时候，他又变成了“研究垃圾分类的”。事实上，王久良至今没有领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证，不是学习差，“因为欠学校的学费还没补上。”
一小时后，王久良奔赴下一个拍摄地点。一天下来跑了四五处，银色面包车变成了土黄色。
桂家坟村的垃圾场气味还算“客气”。次日在昌平区沙河水库边上那个更为庞大的垃圾场，已经结成硬痂的一池陈年老粪发出难以形容的刺激性恶臭，裹挟在扑面的冷风里袭来，几乎要让王久良窒息和流泪。
垃圾分解会产生硫化氢、甲烷、丙烷等有毒气体，王久良拍的时候没感觉，拍完一出来就觉得头晕，“时间长了头疼”。
而那些垃圾场的小老板和管理员更不好对付，被恐吓是家常便饭。 有人牵着大狼狗上来吼他，“识相的滚蛋！”半人高的大狗在一侧发出沉闷的吼叫。有一次王久良和樊雪崧被一个垃圾场的保安看到了不让走。没过多久，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下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告诉他：“不要瞎拍！删掉！不然有人找上你，别怪我没提醒。”
王久良很清楚，看似无用的垃圾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不值钱的垃圾要花钱买地倒，值钱的垃圾有人抢着收购。提供倒垃圾的地皮、卖垃圾、买垃圾，这个灰色链条捆着一串“不能说的秘密”。
王久良拍的照片上了报纸和网络，更多的媒体记者打电话或是登门拜访，要求王久良直接带他们去垃圾场。北京的垃圾被格外地关注起来。
最近，王久良再去那些他曾拍过的垃圾场，发现不少垃圾已经用土盖住了，只有些埋不住的垃圾边角从土里冒出来。
王久良的片子断了那些拾荒者的“财路”。这些靠捡垃圾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并不是他批判的对象。
他曾经拍过一群垃圾羊，那些披着肮脏的卷毛的垃圾羊在垃圾堆里蹭来蹭去，觅食撒欢。这张照片传播最广，后来很多媒体都去过这个地方采访。如今，羊倌看到镜头，就赶紧用鞭子把羊赶得远远的，嘴里嘟囔：“拍，拍！拍什么拍！”
“我的照片的确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王久良叹了一口气。
前不久，王久良从一个新华社的媒体朋友处获悉，照片和新闻出来后，受到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总理也对此做了批示”。近期，北京市已决定在未来五到七年内清理六环之内的全部垃圾场。“的确已经有很多垃圾场得到了有效治理”。
但王久良想要的社会效应远不仅此。在他看来，“改变人心比改变一两个垃圾场重要得多。”
从前，他“太像一匹野马了”。新生命到来了，他必须认真思考做父亲的责任。
王久良在安丘老家的父母，并不理解老二一天到晚究竟在忙啥，为什么忙忙碌碌的，却没有工资也不赚钱。与在家务农的老大、在公司当白领的老三相比，家里这个老二太不让人省心了。
王久良没法跟父母讲清自由摄影师“到底给谁干活，在哪领工资的”，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跟他们讲不清楚，他跟父母打了一个比方：“哥哥是种菜的，种下去立刻就有收成。我是种树的，种出的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他不要求父母真的能听懂，他只希望，父母不要为他的生活担心。
王久良跟在北京工作的弟弟同住，父母不时会偷偷打电话给老三：“你哥还有饭吃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就放下心来。在他们看来，这个从小就很独立的儿子“做的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他们就不再追究儿子的工作是不是赚钱。
“照顾着你哥啊。”父母在电话那头叮嘱。
事实上，自从来北京工作跟二哥王久良一块住，这几年的房租大多都是弟弟出的。早上起床后，王久良有时会发现，饭桌上留着两三百块钱，那是赶着上班的弟弟留下的。
8年前，王久良在从西安回潍坊的火车上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李娜。这个一头长发、戴着眼镜的潍坊老乡当时也在西安上大学。
毕业以后，李娜跟着王久良“北漂”。大学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她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稳定下来，王久良对她说：“你也别找了，我给你一份稳定的工作，当家庭主妇吧。”
不懂摄影，也不跟丈夫交流什么“艺术观念”，这位全职主妇就帮着后期处理丈夫拍的照片。因为怀孕了，过年后李娜就留在潍坊娘家休养待产。
王久良觉得对不起妻子，他们已经在这套一个月1500元租金的房子里住了6年。但面对北京每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显得遥不可及。
不久前，王久良拒绝了南方某知名媒体请他当摄影记者的邀请。“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
王久良打算，等《垃圾围城》系列展览结束后，就回老家，守着孩子出生。从前，他“太像一匹野马了”。新生命到来了，他必须认真思考做父亲的责任。
（本版照片由王久良本人提供）
王久良很清楚，看似无用的垃圾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不值钱的垃圾要花钱买地倒，值钱的垃圾有人抢着收购。提供倒垃圾的地皮、卖垃圾、买垃圾，这个灰色链条捆着一串“不能说的秘密”。
王久良拍的照片上了报纸和网络，更多的媒体记者打电话或是登门拜访，要求王久良直接带他们去垃圾场。北京的垃圾被格外地关注起来。
本报记者 廖雯颖
北京朝阳区定福庄西街。这条毗邻中国传媒大学的街道，每天一早就会从沿街小吃店飘出早餐的香味。住了六年，王久良熟悉这里的拥挤和喧闹，有时他会坐在小吃店里静静观察门外来来往往的人，记住那些个性面孔，比如旁若无人的 疯 歌手。
从上大学到毕业，王久良在北京快7年了，如今说话都带着一股子京味儿。但他对这个城市并没有多 少 感情，“城市对我来说就是个舞台，一个供你发挥的场所”。从潍坊到济南，到西安，再到北京，这个33岁的自由摄影师并不在意人生的下一站会在哪里，他关心的只是下一个拍什么。
“我要做点什么。”他决定拍垃圾，拍这些人们随手丢了就不管的垃圾，拍这些被垃圾改变了的生存环境。
2008年春，王久良从北京回到安丘老家。田间地头，到处都能看到装农药的一次性塑料袋包装，花花绿绿，和泥土纠缠在一起，不知道哪个年头能化掉。
这个画面刺激了王久良。在他儿时记忆里，地里没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现在，村里的河沟里都是生活垃圾。小时候，他还在里面摸过鱼呢，现在，那里除了垃圾还是垃圾，水早干了。
“我要做点什么。”他决定拍垃圾，拍这些人们随手丢了就不管的垃圾，拍这些被垃圾改变了的生存环境。
王久良有一张北京地图，上面用黄色标注出400多个点，密密麻麻一圈，把北京城团团围住。这些黄色的点，都是散布在五环六环之间的垃圾场，是王久良用“谷歌地球”搜出来的，多数规模在上万平方米，小垃圾场不在他考虑范围内，“太多了，都拍的话，根本跑不下来。”
2008年10月起，王久良骑着一辆摩托，载着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用一年半的时间奔波拍摄，用掉450多卷胶卷，拍出反映北京垃圾的《垃圾围城》系列。
去年12月，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展上，王久良凭借尚未完成的这组作品获得“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有评论称，这些照片“令人震惊”，它用“平静的画面”告诉人们北京正在被垃圾吞噬这个触目惊心的现状。
获奖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王久良得到一万元奖金，赞助也接踵而至——这也是他当时决定参展的因素之一。目前照片拍摄已近尾声，他把精力转向同一题材的纪录片拍摄。
王久良的计划是，四月底结束全部拍摄，五月转入后期制作。6月5日在宋庄美术馆的大型展览已经敲定，万科集团已经有意提供展览经费赞助。他必须加快进度。
那辆陪着他跑了7000多公里的宗申摩托换成了长安小面包。这样的话，将近30斤的三个摄影包不必背着，而收集的垃圾样本可以运走——他准备拿这些破烂搞个行为艺术展。
玩摄影是个“烧钱”的活。王久良用的最便宜的120胶卷，一卷也要18块钱，平均一天用掉五六卷，用得狠的话，一天10卷。
在外拍摄，王久良和樊雪崧到哪儿凑合着吃哪儿，能住“70块钱带独立卫生间的双人间”就很不错了。有段时间，天天吃兰州牛肉拉面，吃得王久良“都想吐了”。
经费一直不充裕。
王久良曾经考虑要不要开始这个项目。他的老师鲍昆全力支持，这个靠稿费为生的著名摄影评论家先后给了他2万块钱，“这是个好项目，一定要做”。
2008年11月，王久良和其他三位摄影师在北京798举办《全景》四人展。开幕式结束，鲍昆把他叫到一边，递给他一个信封，里面是一万块钱，还塞给他一条好烟。“这些钱，你先花着。别因为没钱闲着，先干着，钱的事慢慢想办法。”
60岁的栗宪庭，曾为先锋艺术家们策划众多颇具影响的展览，以个人的名义一次性给了王久良2万多块钱，还曾试图帮他找赞助，虽然最终未果。
“拍摄这么花钱，你怎么知道一定会拿到赞助呢？没钱怎么办？”记者问。
王久良一听这话，眉头皱起来，手一挥：“嗨，别老谈钱，多俗啊！”
在他看来，钱就是个工具，有钱“够吃饭，够拍摄”就行了。
其实，如果王久良愿意，他可以过上“更有钱”的生活。
王久良前两次上的大学都因为“没意思“而退学。2003年，27岁的王久良第三次参加高考，考上中国传媒大学。大三时，因为专业表现优秀，被老师推荐去国家安全局工作，“也是干拍照的活”，但他拒绝了，同学们跳着脚骂他“不识好歹！”
“我不想要那种生活。”王久良上传媒大学前，就接了不少商业活儿，可他还是对艺术创作感兴趣。最后，他意识到，想要一边接商业片一边搞创作不现实，精力有限。
大学毕业后，王久良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忙着找工作，“根本就没动过这个念头”。那时他已经明确，要做一个自由摄影师。
被恐吓是家常便饭，有人牵着大狼狗上来吼他 ，“识相的滚蛋！”半人高的大狗在一侧发出沉闷的吼叫。
2010年4月7日一早，王久良开着他的“越野小面”，赶到20公里外的通州区台湖镇桂家坟。这个垃圾场堆满了附近村民的生活垃圾，用脚拨一拨，就能看到各种包装袋残骸搅和在糊烂得看不出原样的各种垃圾里。
“这里原先是一个鱼塘，现在全被填了。”站在散发着强烈腐烂气息的垃圾堆里，王久良点起一支烟，静静打量起周围，不时吸溜下鼻子。拍垃圾几个月后，王久良得了过敏性鼻炎，他不能确定这是否跟长期闻垃圾臭味有关。
为了拍几十米外的拾荒者，王久良让助手刘珂拿来2米高的金属架，插进使劲一踩就会“扑哧”陷进去半个脚面的垃圾里，站上架子拍摄。四斤多重的相机挂在脖子上，他必须保持同样姿势以保证画面稳定。
一个收破烂的老汉好奇地看着这个端着相机的人，慢慢踱步过来，“干什么呢？”
“拍垃圾呢。”
“垃圾？垃圾有什么好拍？”
“传媒大学的，来拍作业的。”王久良说得很溜。
为打消这些拾荒者的疑虑，王久良已经习惯“传媒大学学生拍作业”的说辞。有时候，他又变成了“研究垃圾分类的”。事实上，王久良至今没有领到中国传媒大学的毕业证，不是学习差，“因为欠学校的学费还没补上。”
一小时后，王久良奔赴下一个拍摄地点。一天下来跑了四五处，银色面包车变成了土黄色。
桂家坟村的垃圾场气味还算“客气”。次日在昌平区沙河水库边上那个更为庞大的垃圾场，已经结成硬痂的一池陈年老粪发出难以形容的刺激性恶臭，裹挟在扑面的冷风里袭来，几乎要让王久良窒息和流泪。
垃圾分解会产生硫化氢、甲烷、丙烷等有毒气体，王久良拍的时候没感觉，拍完一出来就觉得头晕，“时间长了头疼”。
而那些垃圾场的小老板和管理员更不好对付，被恐吓是家常便饭。 有人牵着大狼狗上来吼他，“识相的滚蛋！”半人高的大狗在一侧发出沉闷的吼叫。有一次王久良和樊雪崧被一个垃圾场的保安看到了不让走。没过多久，一辆小轿车飞驰而来，下来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告诉他：“不要瞎拍！删掉！不然有人找上你，别怪我没提醒。”
王久良很清楚，看似无用的垃圾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不值钱的垃圾要花钱买地倒，值钱的垃圾有人抢着收购。提供倒垃圾的地皮、卖垃圾、买垃圾，这个灰色链条捆着一串“不能说的秘密”。
王久良拍的照片上了报纸和网络，更多的媒体记者打电话或是登门拜访，要求王久良直接带他们去垃圾场。北京的垃圾被格外地关注起来。
最近，王久良再去那些他曾拍过的垃圾场，发现不少垃圾已经用土盖住了，只有些埋不住的垃圾边角从土里冒出来。
王久良的片子断了那些拾荒者的“财路”。这些靠捡垃圾为生的城市边缘人并不是他批判的对象。
他曾经拍过一群垃圾羊，那些披着肮脏的卷毛的垃圾羊在垃圾堆里蹭来蹭去，觅食撒欢。这张照片传播最广，后来很多媒体都去过这个地方采访。如今，羊倌看到镜头，就赶紧用鞭子把羊赶得远远的，嘴里嘟囔：“拍，拍！拍什么拍！”
“我的照片的确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王久良叹了一口气。
前不久，王久良从一个新华社的媒体朋友处获悉，照片和新闻出来后，受到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总理也对此做了批示”。近期，北京市已决定在未来五到七年内清理六环之内的全部垃圾场。“的确已经有很多垃圾场得到了有效治理”。
但王久良想要的社会效应远不仅此。在他看来，“改变人心比改变一两个垃圾场重要得多。”
从前，他“太像一匹野马了”。新生命到来了，他必须认真思考做父亲的责任。
王久良在安丘老家的父母，并不理解老二一天到晚究竟在忙啥，为什么忙忙碌碌的，却没有工资也不赚钱。与在家务农的老大、在公司当白领的老三相比，家里这个老二太不让人省心了。
王久良没法跟父母讲清自由摄影师“到底给谁干活，在哪领工资的”，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跟他们讲不清楚，他跟父母打了一个比方：“哥哥是种菜的，种下去立刻就有收成。我是种树的，种出的树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到。”
他不要求父母真的能听懂，他只希望，父母不要为他的生活担心。
王久良跟在北京工作的弟弟同住，父母不时会偷偷打电话给老三：“你哥还有饭吃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们就放下心来。在他们看来，这个从小就很独立的儿子“做的肯定不是什么坏事”，只要“有饭吃，有地方住”，他们就不再追究儿子的工作是不是赚钱。
“照顾着你哥啊。”父母在电话那头叮嘱。
事实上，自从来北京工作跟二哥王久良一块住，这几年的房租大多都是弟弟出的。早上起床后，王久良有时会发现，饭桌上留着两三百块钱，那是赶着上班的弟弟留下的。
8年前，王久良在从西安回潍坊的火车上认识了自己的妻子李娜。这个一头长发、戴着眼镜的潍坊老乡当时也在西安上大学。
毕业以后，李娜跟着王久良“北漂”。大学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她在北京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稳定下来，王久良对她说：“你也别找了，我给你一份稳定的工作，当家庭主妇吧。”
不懂摄影，也不跟丈夫交流什么“艺术观念”，这位全职主妇就帮着后期处理丈夫拍的照片。因为怀孕了，过年后李娜就留在潍坊娘家休养待产。
王久良觉得对不起妻子，他们已经在这套一个月1500元租金的房子里住了6年。但面对北京每平方米上万元的房价，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显得遥不可及。
不久前，王久良拒绝了南方某知名媒体请他当摄影记者的邀请。“我觉得那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
王久良打算，等《垃圾围城》系列展览结束后，就回老家，守着孩子出生。从前，他“太像一匹野马了”。新生命到来了，他必须认真思考做父亲的责任。
（本版照片由王久良本人提供）
王久良很清楚，看似无用的垃圾背后有着复杂的利益链条。不值钱的垃圾要花钱买地倒，值钱的垃圾有人抢着收购。提供倒垃圾的地皮、卖垃圾、买垃圾，这个灰色链条捆着一串“不能说的秘密”。
王久良拍的照片上了报纸和网络，更多的媒体记者打电话或是登门拜访，要求王久良直接带他们去垃圾场。北京的垃圾被格外地关注起来。
王晓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