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作者余世存最新力作《中国男》替中国近现代史上41位“非常人”作传
2005年，一本超级畅销书《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让该书作者余世存从一个漂泊无定的自由撰稿人一举变身为被大众追捧的文化偶像。然而，让人始料未及的是，正值名声大噪之时，余世存却从高涨的舆论声中悄然淡出了。
从此，就是5年的沉淀。
经时间的历练，由智慧打磨，余世存新作《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终于在2010年3月横空出世。
衰男、过男、牛男、悲男、寡男、畸男、怪男、觉男、神男、志男、痴男、侠男、达男、狂男、完男、史男、毒男、真男、顽男、义男、赤男、述男、逆男、隐男、哲男……自晚清以来，百余年间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诞生了哪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他们的际遇和命运，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何种发展脉络？他们的性格，浓缩了怎样的国民性特征？
在新书中，余世存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但此书区别于《非常道》的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特别是男人）本身。作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余世存从未放弃过“恢复历史正义”的尝试，他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出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
【图书资料】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年3月
定价：30元
ISBN：978-7-5108-0320-8
【作者简介】
余世存，男，1969年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现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
出版有《黄昏的缤纷》、《重建生活》、《我看见了野菊花》、《非常道》、《常言道》、《类人孩》等多种著作。
【内容简介】
《中国男》中，作者依然在讲述处于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本书区别于作者以往书籍最明显之处，在于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前所未有之大变，然所有变化之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从文界的龚自珍、刘文典，到政界的曾国藩、宋教仁；从军界的蒋百里、吴佩孚，到实业界的张謇、范旭东；从内省的弘一法师、闻一多，到外观的徐继畲、严复……作者用四十一种人，串起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精彩话语】
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猜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李宗吾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有此一书，林觉民足以千古，虽然他从未想过要什么千古。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二十四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人格形式，成了情种的象征。这使得他从历史的无名悲剧里走出，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序】
“中国男”的群像
朱大可
余世存的近作《中国男》，为读者编订了一本用话语涂绘的人物肖像画册。这些正在被人逐渐遗忘的面孔，重新浮出时间的水面，成为世人缅怀或反省的对象。
这种类似《史记?列传》的司马迁笔法，并非由余世存发明，但是他所选择的，却是不同寻常、富于争议、被误读、矮化或忽略的人物。毫无疑问，“平反”成为本书的一个显著的内在动机。它揭示了作者矫正历史的深刻意图。
全书包含着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和乞丐（武训）等等。这个庞大的四十一人的阵营，几乎就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缩写本。
耐人寻味的是，本书选用了一种古怪的“人类学”分类标准——“非常人”，在剔除了那些“正常人”之后，纳入了衰人、过人、士人、圣人、强人、译人、才人、牛人、悲人、寡人、军人、畸人、奇人、怪人、觉人、神人、志人、贤人、德人、痴人、侠人、智人、达人、书人、狂人、完人、史人、毒人、学人、真人、诗人、顽人、义人、赤人、述人、高人、天人、逆人、仁人、隐人和哲人，由此编织出独特的人物谱系。
书中被用以界定人物的旧式语词，源自文言话语体系，跟传统价值观密切相关，令整部人物志弥漫着民国时代耿介学人的气息，但它又似乎只是一种话语寻租关系。在这样的语词格局里，作者植入了更为复杂多元的价值判断。这些判断有时是彼此矛盾、精神分裂的，却形成鲜明的个性特征。在某种意义上，余世存本人就是这复杂人格体系的当代镜像。在全书的开卷处，龚自珍傲然独立，俨然是作者的自画像，也是通向本书各条路径的守门人。
余世存就此对人物展开价值背书。他首先利用标题对每个肖像进行分类，并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进行价值估量，判定他们在历史空间里的非凡意义，甚至高声喊出自己的激越声音。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张贴着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虽然，表现主义的个人叙事，可能会造成人物肖像的变形，但余世存一意孤行。他要在话语领域里扮演历史审判者的角色。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 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和谎化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基础上进行意义的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非常道》大致属于前者，而《中国男》则应属于后者。他独自囊括了两种文体，俨然是一个古罗马的骑士，站立在两匹马的战车上奔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籍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而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世存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国家官员和志愿者，但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他却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职业和生活的剧烈变动，并不能改变他的这一信念。这是大多数当代学人所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做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阴郁的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喊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而且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寒夜里面对浓酽的好酒。
2010年 1月6日，严冬之夜记于莘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