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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钱门”引发了不少争议，但更多的人，包括伍皓自己，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
人物简介
4月22日下午，正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开场白尚未说完，即遭网友现场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甚至一度答应赴约，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一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友极大的兴趣——在内地，较高级别的官员很少“有机会”能够直面抗议。
伍皓是在2008年12月10日去宣传部报到的，几个月以后就因为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而出名，此后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最近半年更因为在微博上频繁发言——施政、辩论、作诗、求助、晒心得、晒收入、讲故事、夸人、批评Google等等而持续毁誉参半。
1992年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毕业后，伍皓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和云南分社工作16年后，他调入云南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的舞台更大，我也很喜欢。现在每天做多少事情基本上是我自己安排，只要你想做，有做不完的事。”2009年3月，他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而4月28日接受采访时他说：“只要我还在位置上，以后云南有什么突发事件，你们随时来。”
■关键是理念的转变
记者：最近两天微博都没更新？本来你应该4月28日和网友面谈的。
伍皓：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是想了很多，确实觉得有一些作秀。实际上你说我比较高调，或者说作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宣传管理工作面临一个理念的变革和进步，要让更多的同行来接受这些新的理念，你不去推广、不去说，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小的。“扔钱门”以后我还是想了一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该展现的理念也都展示了。原来主要是系统内好多人不一定接受咱们这些理念，但现在我看是越来越接受了，各个省的宣传部门也都请我去讲课。
记者：他们想要学什么东西？技术还是理念？
伍皓：主要是理念，理念必须要转变，现在新闻宣传管理上主要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为此我这儿还发生了一个争执。当时讲媒体课的时候是白岩松他们来，但是他们讲的我就觉得纯粹是从技术上，比如说记者对付官员有哪些手段，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有哪些应对的办法等等。
记者：管理者有什么动力要改变理念呢？
伍皓：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问题。你看我在微博上怎么老是自我炫耀，稍微有一点好的评价就转上来，这不是我个人想怎么样，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理念转变以后，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去年以来我们这样做了，所有的突发事件，记者来我们从来没有像别的地方那样说不准你们来，堵截、盯防、婉拒什么都没有，并没有把云南抹得多黑，是吧。所以信息公开透明，并不会损害一个地方的形象，反而会为一个地方的形象加分，政府的公信力会得到提高。
■协同对话
记者： “扔钱门”事件，体制内是什么反应，比如说云南省有关方面是什么反应？
伍皓：现在没有任何反应。
记者：那你的同事呢？
伍皓：同事主要是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影响我的仕途，(他们)说其他官员都没碰到过。如果说超出了上级领导的容忍度，可能就会影响很大。
记者：那对社会舆论你又怎么看？
伍皓：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我们希望能找到很好的社会沟通和社会对话的途径，不管多大的仇恨和矛盾，其实都是有基础能够走向协同对话的。
记者：对于中国社会这种博弈的未来走向，你怎么判断？
伍皓：执政党一定要对这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做出更多的改变来取得这个社会的共识。比如说现在总理提出来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一下子)哪个领导都这么说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但是你具体做了什么？
■过了试用期
记者：从你2008年12月10日履新到现在，有没有明显感觉到体制内的反对者？
伍皓：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观念碰撞的问题，你一个新的做法，一时半会要让别人接受，那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毕竟我们走到现在了，而且很多人原来预测我可能过不了试用期的关。
记者：试用期多长？
伍皓：一年。但实际上也过了，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新东西一下子全端出来，肯定很多人接受不了，现在我们就抓住热点事件推出一些尝试。
记者：“扔钱门”算不算一种尝试？
伍皓：实际上它没有对我造成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这就是条件反射，是自然而然，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就是脑袋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你就会自然反应出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你觉得权威不能挑战，那肯定会觉得好没面子，肯定会勃然大怒。
记者：在现行体制下，做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怎么样最能为自己加分？
伍皓：以前说歌功颂德才叫宣传，现在履行新的职责，在原来的要求外，“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注：引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新时期对新闻工作的6句要求，前两句是“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作为宣传部，任何一个地方的宣传部，真正把这几句话做好那不是加分吗？
据《南方人物周刊》
4月22日下午，正在北京参加厅局级干部培训的伍皓受邀到中国人民大学演讲，开场白尚未说完，即遭网友现场撒五毛纸币抗议。伍皓现场未作反应，随后在微博上公开回应，甚至一度答应赴约，要让体制内外“形成良好的沟通和良性的互动”。这一互动引发了媒体和网友极大的兴趣——在内地，较高级别的官员很少“有机会”能够直面抗议。
伍皓是在2008年12月10日去宣传部报到的，几个月以后就因为在“躲猫猫事件”中组织网友调查团而出名，此后一直站在舆论潮头，最近半年更因为在微博上频繁发言——施政、辩论、作诗、求助、晒心得、晒收入、讲故事、夸人、批评Google等等而持续毁誉参半。
1992年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专业毕业后，伍皓主动要求去西藏工作。在新华社西藏分社和云南分社工作16年后，他调入云南省委宣传部，“宣传部的舞台更大，我也很喜欢。现在每天做多少事情基本上是我自己安排，只要你想做，有做不完的事。”2009年3月，他接受记者专访时这样说。而4月28日接受采访时他说：“只要我还在位置上，以后云南有什么突发事件，你们随时来。”
■关键是理念的转变
记者：最近两天微博都没更新？本来你应该4月28日和网友面谈的。
伍皓：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是想了很多，确实觉得有一些作秀。实际上你说我比较高调，或者说作秀，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宣传管理工作面临一个理念的变革和进步，要让更多的同行来接受这些新的理念，你不去推广、不去说，单靠你一个人的力量确实是很小的。“扔钱门”以后我还是想了一想，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该展现的理念也都展示了。原来主要是系统内好多人不一定接受咱们这些理念，但现在我看是越来越接受了，各个省的宣传部门也都请我去讲课。
记者：他们想要学什么东西？技术还是理念？
伍皓：主要是理念，理念必须要转变，现在新闻宣传管理上主要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为此我这儿还发生了一个争执。当时讲媒体课的时候是白岩松他们来，但是他们讲的我就觉得纯粹是从技术上，比如说记者对付官员有哪些手段，作为领导干部应该有哪些应对的办法等等。
记者：管理者有什么动力要改变理念呢？
伍皓：现在关键就是这个问题。你看我在微博上怎么老是自我炫耀，稍微有一点好的评价就转上来，这不是我个人想怎么样，而是要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理念转变以后，能给他带来的好处。去年以来我们这样做了，所有的突发事件，记者来我们从来没有像别的地方那样说不准你们来，堵截、盯防、婉拒什么都没有，并没有把云南抹得多黑，是吧。所以信息公开透明，并不会损害一个地方的形象，反而会为一个地方的形象加分，政府的公信力会得到提高。
■协同对话
记者： “扔钱门”事件，体制内是什么反应，比如说云南省有关方面是什么反应？
伍皓：现在没有任何反应。
记者：那你的同事呢？
伍皓：同事主要是担心，就是说会不会影响我的仕途，(他们)说其他官员都没碰到过。如果说超出了上级领导的容忍度，可能就会影响很大。
记者：那对社会舆论你又怎么看？
伍皓：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是处于一种博弈的状态，我们希望能找到很好的社会沟通和社会对话的途径，不管多大的仇恨和矛盾，其实都是有基础能够走向协同对话的。
记者：对于中国社会这种博弈的未来走向，你怎么判断？
伍皓：执政党一定要对这些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要做出更多的改变来取得这个社会的共识。比如说现在总理提出来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一下子)哪个领导都这么说要让人民活得有尊严，但是你具体做了什么？
■过了试用期
记者：从你2008年12月10日履新到现在，有没有明显感觉到体制内的反对者？
伍皓：我觉得主要是一个观念碰撞的问题，你一个新的做法，一时半会要让别人接受，那要有一个过程。但是毕竟我们走到现在了，而且很多人原来预测我可能过不了试用期的关。
记者：试用期多长？
伍皓：一年。但实际上也过了，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了。新东西一下子全端出来，肯定很多人接受不了，现在我们就抓住热点事件推出一些尝试。
记者：“扔钱门”算不算一种尝试？
伍皓：实际上它没有对我造成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这就是条件反射，是自然而然，所以我一直跟你强调理念的重要性，就是脑袋里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你就会自然反应出什么样的行为。如果你觉得权威不能挑战，那肯定会觉得好没面子，肯定会勃然大怒。
记者：在现行体制下，做一个宣传部副部长，怎么样最能为自己加分？
伍皓：以前说歌功颂德才叫宣传，现在履行新的职责，在原来的要求外，“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注：引自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新时期对新闻工作的6句要求，前两句是“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作为宣传部，任何一个地方的宣传部，真正把这几句话做好那不是加分吗？
据《南方人物周刊》
王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