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馆

　　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年前十几卷本的昆德拉，变成了三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主编”，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纷纷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九’、‘双基’达标，成了书商们欢腾的节日。”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建筑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

　　国家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