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周刊》封面《潜伏者：一个间谍的自我修养》

在台北，余则成对着墙上的结婚照，缓缓流下两行热泪——电视剧《潜伏》的结局，定格于此。潜伏者不知道自己还将潜伏多久，观众也无法预知他和翠平今后的命运。

和那部名片《卡萨布兰卡》一样，《潜伏》留了一个悲伤的结局，让观众的情绪挥之不去，念念不忘。

一部毫不掩饰其商业性的电视剧，却迎来了观众和评论的双重热情，总会让人问一句：为什么？

国家、生命、信仰、爱情、牺牲、理想与命运，《潜伏》里有所有让我们热血沸腾的东西。无论是正面人物余则成、左蓝，还是反面人物李涯，他们都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作为大反派，你可以说后者的顽固和执著愚蠢，但观众依旧会为这样一个人的眼泪而动容。

正像电视剧里余则成、翠平的代号“深海”。在特殊的年代里，“潜伏者”们功勋卓著，却因特殊的工作性质，除了几个大人物外，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从《潜伏》中，你可以看到信仰的力量，对那些无名英雄有更深的敬仰。

你也可以看到生存学，会意于那些官场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

你可以看到爱情的多样。左蓝、翠平、晚秋三个女人加在一起，就是一个理想的完美伴侣。

从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朝鲜的《无名英雄》，到更近的电影《窃听风暴》、《色·戒》，《潜伏》悄无声息地巧妙借用了那些经典细节，尊重了观众的智商，也留给了观众挑刺的余地。

为了智慧的力量，为了那些深海无言的无名英雄，让我们瞩目潜伏者。

《潜伏》背后，故事更精彩

从一万多字的原著，到30集的电视剧，这背后的故事，就够精彩。

■本刊记者／张雄

电视剧《潜伏》最近大热。2009年4月11日，制片方开了个专家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更像是庆功会，国家广电总局的几位官员把《潜伏》大大夸奖了一番，称“总局领导看完以后反映都是好的，还给中央政治局常委都看了。”总局办公厅主任朱虹评价说“这部戏是我们国家近年来最好看的一部电视剧”。次日，该剧在北京卫视黄金时段收视率突破10.15%。

除几位大学教授和媒体外，与会者多数有政府背景，毫无疑问他们是“组织”的代表。领导勉励编剧兼导演姜伟“再做一个《潜伏2》，完全有可能做好”，姜伟会意地点点头。但在会后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坚决否认会拍续集，“对我来说，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

大家比较集中的意见是结尾“共产党人宣布结局的方式”。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张效岩说，她先生看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很气愤地跟她讲：这个结局我实在接受不了。

张效岩说，“那个表情，给人的感觉太冷酷了。”姜伟给出的解释是：观众期待谈话人的语气是80度，大家习惯了影视作品里党组织和颜悦色地跟下级说话；演员表演出的是50度，属于正常上下级对话口气；但到了观众那里，他们接收到的是20度，自然就觉得有点“冷酷”。

龙一的小说原著只有14000字，没有左蓝和晚秋，主要反派也就老马一人。姜伟拿到剧本后在家憋了10个月，最终扩成40多万字的剧本。龙一说：“姜伟拿了我这一点点小松子，如果这松子放我手里，炒炒也就吃了，在姜伟那儿，他给种成了一棵大树。”

姜伟偏爱改短篇小说，“你可以天马行空，展开你的思路，这是短篇小说的优势。字多内容多，改编量也大，取舍起来更麻烦。”他之前的路子多是都市情感剧，对古装戏或年代戏并不感冒。原著最终打动他的是余则成与翠平的假夫妻，这种拧巴和别扭的关系戏剧性极强，打破了过去地下斗争影视作品默契配合的模式。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郭运德说，谍战剧自从《暗算》到如今“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他还总结出“三大俗”来：特务胜似美娇娘，恐怖起来吓得慌，敌我之间斗狠忙。但他认为《潜伏》“整个设计非常紧密、精巧，环环相扣，有条不紊，这确实是进行了一个智力的操练。”

这些细节看着眼熟

《潜伏》里没有一个闲棋冷子，每个人物出场，都会在情节推进中发挥作用。姜伟的说法是“做局”，要赋予戏“智慧感”。“其实观众是很善良的，他看戏潜意识里愿意相信戏是真的。什么时候忍无可忍就不看了呢？就是太假啦！假的太多了就不看了，有一点假影响不大。把合理性的硬茬想办法抹一抹，拐个弯，就过去了。”

在原著里，余则成一出场就是个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军统局里的情报员，在改编后，余的初始身份变成了国民党。“我觉得他走入革命阵营就是个误会。历史也不乏这样的先例，你听老革命家口述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恰恰是他们嘴里没有口号，而有很多逼上梁山的坦诚，令人肃然起敬。余则成是因为左蓝走上革命道路，刚走上来左蓝死了，那你还走不走？”

为强化这种“盲目性”，姜伟让余则成“想着去延安”，在见到李克农的时候还留了封信给左蓝。“他并不是清清楚楚知道进来了要干什么，为什么。左蓝就是个等他上路的人，他一上路左蓝就死掉了，把人物置于尴尬的局面。”

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个标准革命女青年，一个乡下女人，一个漂亮的娇小姐。左蓝、翠平、晚秋加一块，就是姜伟认为的“当时理想的革命者完美的妻子形象”：吃苦耐劳，有文化涵养，追求进步，漂亮，还懂生活情调。

翠平的到来也是一个“意外”。余则成对她说：“你们游击队员不就是打个冷枪，埋个地雷，送个鸡毛信什么的吗。”为什么组织会派这样一个游击队队长来配合余则成的工作呢？姜伟承认这“有点说不过去”，尽管设置了翠平有个去过延安的妹妹。“那个时候肯定有很多荒唐的事，人们认知它的时候会认为，既然是这样一个严密的机构，那组织工作就应该严密。‘咣’就派翠平下来了，没有派她来的理由就不太合时宜了。所以我就在这个戏里加上她妹妹死掉了。这是受到《玉观音》的影响，因为那个人不能来了，所以才派她来。”

《潜伏》一开头的监听戏，就直接从《窃听风暴》来的，姜伟表示，通过窃听来反映余则成的心理变化，也是来自这部德国电影。天津站的四个太太打麻将则是受到《色。戒》的影响。“四个太太穿着旗袍打麻将，不是挺舒服的吗？而且桌上还会发生点事，产生一个话题。”大量旁白的应用，是姜伟从头脑库存中调出的两部谍战戏的结果：前苏联的《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和北朝鲜的《无名英雄》。“他的职业放在这儿，不能跟任何人交流最真实的东西，这也是这两部谍战戏的特点，我特别喜欢，所以特别坚定用旁白。”

龙一很喜欢剧中的台词，每个人的话都特色鲜明，比如站长一张嘴就是动物：“时间就像头野驴呀，跑起来就不停”，“你们是大肥猪怕宰呀都躲到这来”。龙一说：“大家都说这个戏搞笑，你仔细看台词，没有任何人在搞笑，大家都是很认真很正常地演绎生活。那种戏剧感是结构性喜剧，这是喜剧的最高境界啊。这个笑不是搞出来的。”

姜伟觉得《潜伏》拍出来应该是这样：有一点喜剧的感觉在里面，但是不能让人太乐了的那种笑，“因为他们夫妻肯定是有一些荒诞的喜剧色彩，有些东西是随机应变的。”比如讨论生小孩，余则成调侃翠平“跟你商量个事儿，你以后能不能生个嘴巴小点儿的女儿”，翠平则回应“我还想生个眼睛大点的小子呢。”

开始没敢想孙红雷

对于余则成这个角色的演员人选，姜伟跟制片人张静有段时间曾“顶”得厉害。姜伟倾向于辛柏青和朱媛媛两口子来演余则成和翠平。他觉得辛有文人气，可以强化余则成的小职员气质。而张静想用李光洁，姜伟也同意，《特殊使命》里的李光洁在很大程度上像余则成，但姜伟认为如果用了李会“没有一点新鲜感”，他心里很抵触。

辛柏青打电话给姜伟说，朱媛媛要生孩子，不能上这个戏了。姜伟想：也好，就死心了。之后还考虑过王学兵、林熙越、富大龙，都不理想。这时候张静告诉姜伟，孙红雷有兴趣，但是档期很紧，可能就一个月。过了几天张静又说，孙红雷想跟你单独谈谈。孙红雷问张静：导演爱吃什么，张静说海鲜。孙就找了个海鲜馆，早早地去了等姜伟。“我一点也不排斥他，能来演最好了。”姜伟说，为什么早期没想到他，“说句不好听的话，没敢想！”

见面那天，孙红雷一上来就说，余则成这个人太可演了，老姜你剧本留给演员的表演空间特别大，我知道你台词什么意思了，我怎么演都成，而且肯定能演好。孙红雷要了一瓶五粮液，两个人就喝起来。姜伟也很高兴，原本是没打算喝酒的，“因为在我头脑里没有用不用他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我是担心的，就是时间不够。我想跟他要时间，他答应得非常痛快。他说老姜，时间你不用想，不是你想的事，我孙红雷还没拍过没拍完的戏呢。他很简单，那次谈话大家都很平静，但是出奇的愉快。”

那顿饭吃得超长，大大超过预期。又过了一星期，孙红雷约姜伟去他家，说剧本已经看完了，再细谈。“他站起来跟我比划对人物的理解，还有左蓝，他希望是个什么样的人等等。我又跟他谈到时间问题。因为上次他只是口头承诺，跟合同不一样。合同规定他超期要加钱不少。他还是说，老姜，绝对没有问题。我希望他说：没事，合同改了。但他没有。所以对他的承诺一直就担心，包括拍到后期肯定要超时间了，但究竟他们能不能给时间？一直悬着。”

最终，孙红雷还是从下一部戏档期里抽了10天给《潜伏》。2008年3月18号开机，4天后孙红雷到片场，5月20号关机。30集的戏前后63天就拍完了。姜伟一再感叹《潜伏》是他拍的戏里“最糙的”。军统天津站的办公室一直阴森森的，“那里不是摄影棚你知道吧，本来就低，没有地方挂灯。戏里面所有走廊的戏，都只能开着门往里进光。你注意看就会发现，所有办公室的门都是开着的，为了透光。实际这肯定是不合理的。”

但是姜伟认为演员的发挥大大弥补了外在条件的简陋。“除了孙红雷，其他演员也非常好，包括天津站那些人，当初设想天津站这一坨人有一两个人戏往下掉我都不意外。因为整个投资摆在那儿，演员不可能都是一线的，跟大腕演戏往下掉也正常。没往下掉是因为陆桥山和站长是戏油子，很能把握戏，而且他们也会巧妙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又处理得特别有个性。”姜伟说。

“姚坚强”被摧残

在电影《梅兰芳》里，孙红雷就戴着个圆骨隆冬的眼镜。这回余则成的眼镜是孙红雷自己要求加上去的，半圆半方的造型是个折中产物。“为了眼镜差点打起来，我不让戴，他非要戴。因为那个年代只有圆眼镜，没法看。后来中和了一下，比现在的方框眼镜稍微椭圆一点。里面有很多戏他不戴眼镜的，都是前面拍的。后来中间拍一场戏，他要冒充记者，戴了个特制的眼镜。结果他一戴上就不摘了，说：我不摘，我就不摘。他之前跟我谈过眼镜的事我一直没答应，我老觉得他是找借口。他坚持说老姜，我看了回放，我觉得我凶了。”

拍摄时很多戏的处理方式是孙红雷自己想出来的。余则成在跟左蓝遗体告别后，从安息间出来碰见李涯，很难看地笑了一下。翠平出事后余则成收到密电，他写到翠平牺牲的“牺”字，就写不下去，干呕起来。“这是他跟我提的，他说镜头能不能不动，他说他要呕。我说你来，自己喊停。他后来呕了很长呢，口水全下来了，稀里哗啦的。后来我想看电视的观众都在饭桌上，不太好，就把后面一点剪掉了。”

“他有很多理解都非常好！我都不知道这人上学演戏是怎么过来的。”姜伟说，“他太不想跟别人一样了，但他又知道不能胡演。他会在适当的共性下，找一点点个性，去区别开别人。这一点是他处心积虑的。每一点我都感受到，他这样演的目的是什么。”

对孙红雷和姚晨这组搭档，姜伟的评价是“还成”。姜伟看过《武林外传》，他觉得郭芙蓉的“二”劲儿，跟翠平是通的。“后来见了面说话，问一句答一句，话很少，特淑女。”姜伟想：这下瞎了，但姚晨给他留的印象特别好，可能“稍微一扮上的话，会挺粗的，有点野劲儿也有可能”。

姜伟给姚晨起了个外号叫“姚坚强”。“跟孙红雷在现场拍的时候才是一出戏呢，彼此折磨呀，孙红雷对她的要求比我严格，他太喜欢翠平的戏了，现场上手说戏也多，弄得她有点无所适从。我也折磨她，也被她折磨，她太坚强了，姚坚强。”姜伟说，“她是太努力了，要是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劲儿也好了。可能是她听的建议太多了，她老想着游击队长的事儿，粗犷的、强悍的那种劲儿。”

姜伟不断地跟姚晨分析，让她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一个游击队长，而是一个农村姑娘，“老想游击队长，她的思想负担就非常重，很多精力放在外部动作上了，怎么放腿，怎么捋袖子，大口吃饭。这个人一宁静思考一判断，她就觉得不对。我敢说她心里一直在坚持这个游击队长的劲儿，后来她自己习惯了就好了，演员也有她自己的理儿。”

余则成入党的问题一直拖到了最后。在结尾，跟余则成接头的人宣布“经组织研究，正式接受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剧本上写道：余则成苦苦一笑：我会奋斗终身的。姜伟对孙红雷此段表演甚为赞赏：“他听到这消息，然后沉了一下，说：我会奋斗终身。然后看看窗外，他的表演本来有一种无言的、费解的感觉，但这样处理戏，我怕有敏感的东西在里面，就拿掉了。”

尽管在《潜伏》里谈了“信仰”，姜伟还是觉得比起几年前他写的剧本《锦衣卫》时要务实了很多，台词也从“朗朗型”变成现在的“朴实型”。“那个时候对好的理解跟现在不一样，在剧本上滤出了很多那个时候觉得好但是现在看偏文学的东西。电视剧究竟是什么？娱乐快餐。这个我明白。有段时间艺术导演流连于哲学的观点，留恋于俯视苍生的那种高度。我觉得电视剧一定要剔除这种东西，全都剔除。”(文中部分资料引自《<潜伏>创事纪》)

《潜伏》人物谱

一部《潜伏》，让我们牢牢记住了这些人，他们让我们熟悉，又让我们觉得新鲜

■本刊记者／张雄 实习生／陈璇

余则成：我会奋斗终身

二婚那天，余则成对着墙上的结婚照流下两行清泪。孙红雷说，这眼泪流给已经为组织牺牲的左蓝，给被组织藏在深山里的翠平，给被他鼓动投靠了组织完成脱胎换骨的晚秋，也是给他自己。余则成认命了，他因爱情被组织俘虏，终因组织而失却爱人。姜伟说，余则成从一个当初只想跟爱人过小日子的青年，变成了一个“纯战士”——何谓纯？从身体到灵魂，都由组织代为保管。也就是说，余则成哪天成仁了，他是有资格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怎样怎样”的人。

共产主义的摧枯拉朽绝不仅仅只在三年内战的战场，国民政府的溃败也绝不仅仅是土地的沦陷。人心是个微妙的东西，爱屋及乌，屋倒了那只好更爱乌了。有人说，左蓝其实是吕宗方安排的美人计，你信不信？

在飞机上，余则成牛哄哄地对站长说：“我喜欢潜伏，刺激！”这大概是他在剧里最刺激的一句话。站长微微一笑就给他消解了：你心重，手不狠，不适合潜伏。余则成立马回归老实下属本色，配合地笑了笑，点点头。过了一会军官跑过来告诉他俩：计划有变，您二位不能去广州，要去台湾。站长痛苦地说：在天上也受支配啊。这会儿余则成倒是淡然了，只轻叹一声：命。

一身本事的余则成大概就在那会儿知了天命。他能当一个好下属，好间谍，好战士。可是在党国的飞机上，他只能和所有人一起祈祷别做了戴老板第二。余则成终于被宣布成为党员，但他再也提不起撺掇晚秋时“一只雄壮的队伍迈着大步高唱着战歌”的那股心气，他只会苦苦一笑：我会奋斗终身的。

翠平：其实她也很能装

倘若不是她那苦命的妹妹连人带马掉下悬崖，她也用不着费那么大劲做个有名无实(后有实，太晚)的“太太”受洋罪，完了还得带着小眼睛的女儿站在山上望眼欲穿。就凭着游击队长的资历，至少可以当个风光体面的“乡长”——要认识余则成做什么呢？

站长说她“蠢得挂相”，余则成肯定一开始也是这想法，而且保留了很久，所以一直跟交通站要求把她调回去。她面对马奎的试探大声嚷嚷着要吃大碗面，用麻将牌“红中”暗示余则成去找洪秘书，她还学会了认字。她对余则成说：我看就你最能装！余应该回她一句：你也是啊。

她打心眼里心疼她的情敌。在余则成承认他跟左蓝是“相好”后，翠平一巴掌扇在余则成胳膊上：“我要是知道你们是这种关系，我在她牺牲前我就告诉她，我跟你是假的，你肚子里只有他。她闭眼之前有个名分，心里会美的。”晚秋请求做余家的丫鬟被翠平骂跑。翠平流着泪看着晚秋背影，喃喃道：“你傻啊，他心里根本没你。”

在郊外，弹无虚发帅得飒飒响的翠平彻底迷死了余则成，俩人终于水到渠成。多年后余则成一定会想起那个甜蜜的夜晚，翠平指着那九个字念给他听：“余则成，大鸡蛋，我煮你。”

翠平肯定是故意念错的，不然怎么会在另一张纸上，把那个“爱”字写那么大，跟结婚证书放在一起呢。

吴站长：请看我为官之道

像吴敬中这样的上司，是不好对付的。他深谙官场之道，时而精明凌厉，时而假装糊涂。他像一个拳击台上的裁判员，看着几个下级像拳击手一样在擂台上打斗，等参赛选手扭打在一起拼得血肉横飞的时候，再出面“调停”，让手下人多余的精力全都耗在同级争斗上，免得与他争权夺利，回过头来还得对他服服帖帖。

站长是军统的资深人员，按他的话讲曾经也热血沸腾激情澎湃过，不过他俨然已经“看破红尘”，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者。他不是不怀疑余则成，而是知道余则成对他而言有利用价值，可以为他捞捞油水，打理财务，保守秘密，才不管余则成究竟是不是共党分子那些劳什子事。他是在体制内为自己谋利益的人，主义在他眼里也不管用，打发了上级，制服了下级，就可以在中间为自己盘点财物。

吴敬中预言了国民党的失败，他看到庞大的国民党官僚体系从上至下的腐烂溃败，而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疮口。乱世间，他只为明哲保身，享受青春岁月孜孜追求过后的富庶生活。

李涯：我运即国运

只蛰伏，不启用。待战事，见奇效——戴笠生前对李涯下过这样的批示。重庆派去延安的九个特务被抓了八个，硕果仅存的李涯却因站长的违规操作而暴露，只得蓬头垢面地被遣返。

李涯说：我运即国运。又说：我的理想，是想让孩子们能过上好日子。这句话说得很真诚，尽管实际上他还没孩子，天津站里也就他还是个单身汉，每天睡在办公室。所以当余副站长那一巴掌打过来，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流眼泪，曾文正公说：打落牙齿和血吞，就是这个意思。

在信仰问题上，李涯比余则成还坚定。他的勤勉，忠诚，执著，坚忍，在天津站蝇营狗苟一干人等面前显得格格不入。他并不是猪头一个，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知道迟早要被人算计。陆桥山回天津，他绝望地对站长说：“我已经做好准备被报复了。大不了押送我到南京，上了军事法庭我也要说：党国不公，为党不义。我李涯一片赤诚，问心无愧。”余则成在暗处，李涯在明处。一个是团队协作，一个是孤军奋战。李涯纵有天大本事也难挽败局。余则成觉悟再高些的话，何不将这位优秀的对手策一个反？

左蓝：完美爱人

左蓝跟余则成恋爱的动机似乎已不可考，俩人在重庆时，一个是美丽英勇、积极上进、心向延安的女青年，一个是国民党军统里只想过幸福小日子的监听员。“美人计”的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根据。

她太完美，完美得有些单调。当初剧组找人试这个角色，不下二三十人，都不合适。最后制片人张静看《金婚》，一眼相中了沈傲君：温柔而不具侵略性的美丽，自信沉着，温情脉脉，但不能是小女人。她需要被余则成追着、仰慕着，又不能显得气场过于强大。在牺牲那场戏里，背后中了致命一枪，还硬撑着对翠平微笑让她离开，颇具革命浪漫主义气质。这样一个女神般的形象，暗合了剧中“信仰”的主题，成为余则成进入共产党的领路人。

左蓝死后，余则成在她的遗物里找到老三篇，魔障般反复念叨吟诵，终于完成思想上的最后改造。

陆桥山：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陆桥山是天津站里的笑面虎。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服饰发型很讲究，语速慢，一板一眼。他的工作压力很大，因为周遭的各种竞争非常激烈，但他要流露出游刃有余、不着痕迹的样子。

他不关心剿共的进展，谁是他的竞争对手以及如何对付，这才是他的工作重心。眼神飘忽，笑容谄媚，口是心非，背后使绊子，在性格上他跟马奎正好截然相反。陆桥山的人生哲学是：谁坏了他的官运，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他让马奎变成“峨眉峰”，让李涯每次行动都扑空。在被李涯算计一把之后卷土重来，在天津城大开杀戒猛抖威风。

陆桥山虽然狡诈，但对余则成始终敬重有加，并把他当成最好的朋友。临死的一瞬间，还带着一脸对朋友的热诚。

谢若林：没有主义，只谈生意

“满口的主义，满肚子的生意。”回味这句台词的时候，一定不能口齿清晰、语气连贯，否则就没有剧中人谢若林说这句话时的最佳效果。谢若林的结巴搞笑，连余则成都忍不住要学几句。谢若林对着李涯的一张忠字脸，不屑地说“两根金条放在这里，你说哪一根高贵？”在他的眼里，金条只用纯金度来衡量，谈主义无关高贵，生存就是信仰。他一手握着情报，一手攥着金条，小心脏跳动的是交易成功后的“成就感”。

相比余则成和李涯的忠诚，谢若林只是混迹于乱世的投机者，不过，也是他借着小聪明觉察出了余则成的破绽，让观众紧张了好多集。主义和生意纠缠在一起，最终成了一场阴谋。谢若林机关算尽太聪明，被李涯和余则成先后利用，终误了卿卿性命。

他是外表柔弱、内心强大的纯战士

作为编剧的姜伟，对于《潜伏》在很多细节上存在的疑问，给予了“姜式”回应

■本刊记者／张雄

在《潜伏》中反反复复谈信仰，谈了不下10次吧。现在很少有电视剧这么做。

我就追求两个东西：好看，向上。好看当然是第一位的，言情剧已经做了上百年了，谍战剧才10年，可发挥空间很大。我是60年代生人，向上，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创作者骨子里根深蒂固的东西，再想去迎合市场，再想去迎合一些娱乐的氛围，可能我们也很难丢掉骨子里对于传统教育的向上的东西。

我们现在是一个大谈“得到”的环境。余则成这个人，在失去与得到之间，他看起来几乎一直是在失去。这样一思考就会出来信仰的问题。大家现在谈信仰的问题，是不是没有意思啦？不是那样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追求。我不是说现代人就必须要有信仰。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对生活有追求就很好了。信仰是精神高度的升华，没必要让每个人都有。当你的认识和历练经历有一定的发展和丰满之后，自然而然就有——或者自然而然就没有。

有好结局的人是少数

这部剧结尾内涵非常丰富，也是全剧被议论得最多的部分。你要表达的是个什么样的意思？

我没有一个准确的意图。我的感受和观众感受比较像，是一种比较模糊的感受。我只是觉得这种结局，会有色彩，它会照亮全剧，跟全剧风格有个统一和协调。

很多人接受不了这种分手的结局，大家习惯大团圆。可是看十个大团圆，看一个不团圆的，也没事嘛，可以调节一下啊。你想地下工作者那么多人，人生结局好的，熊向晖、李克农这样的不多。这是职业特点决定的。历史都有局限性，宣传也是这样。在一个历史时期之内，就不怎么宣传这些人。一直以来我们的调子都是，我们是代表人民的立场，我们得道多助，国民党失道寡助。我们不希望别人知道除正面战场之外，还有千百个秘密工作战线的人。要是他们都站出来，会让人觉得：特务怎么那么多呀！好像手段性太强了点。所以他们不怎么被宣传，不怎么被在意，结局就不怎么好。

这个戏30集，只用63天就拍完了。你一再说这是你最糙的戏，刚才你谈到了一些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比如国民党广播员语速。

国民党广播这个，看过一些老资料片的人都知道是什么样子。当时的共产党广播其实应该是有口音的。国民党播音员可能是经过专业训练，但共产党播音员是简单训练，应该糙一点才对。我拍的时候，做这种模仿很难，有口音的人是想努力把普通话说好。但是普通话说得很好的人，你往歪了偏是偏不好的。

我说很糙，这就跟丢东西一样，谁丢了东西谁心里知道，你怎么知道我丢了多少钱呢？在播的时候观众还是抓到很多小纰漏。很多细小的地方，本来没有太认真，竟然被观众抓到了，我想再认真一下，就更好了。

还有美中不足就是有些镜头，有些角度给省略了，双机拍的那些镜头景别、构图，极其不匹配。可能普通观众不会感觉到，但专业搞创作的人会觉得不太舒服吧。有时候戏拍得很细腻，很讲究，观众却感受不到，他们只关注情节，确实有这个问题。可是作为专业人来说，就不能这样要求自己。

很多人，包括主管部门的官员都表达了希望你拍《潜伏2》的愿望，《潜伏》贴吧上网民给你设计了续集的N种可能。不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想法？

绝对没有，我排斥拍续集。对我来讲这个故事已经结束了，是很完整的。我实在没法回答那些假如。假如太多了，说不定余则成第二天就从台湾回来啦。很难说的。

我想让余则成脱党出走

在机场撤退那场戏，余则成模仿老母鸡打转挡住汽车。我觉得余的动作没有必要：翠平还藏着金条在鸡窝里呢，不用余则成提醒她也会回去拿。再说众目睽睽之下，搞出这么大动静为什么没有人怀疑他？

如果让我重拍一遍我还这样拍。众目睽睽之下，余则成那个旋转动作，如果你是目击者你会怎么想？你会猜他是共产党吗？所有人都很诧异。诧异是正常的。除了诧异还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你顶多猜他是精神病，这人脑子进水了有毛病。因此就暴露了吗？在那种情况下，余则成想的是完成我的任务就行了，完成与我心爱的人分手，这就完成了这个戏的任务。

站长对余则成的态度，一直是有所袒护。到最后还一定要拖着余一起去台湾。是不是他其实已经知道余是共党，但已经懒得去管。而且余则成掌握他那么多秘密，放在身边最安全？

他不可能知道，我在戏里面也没有点，证明他知道余是共党。要真是共党那最危险了，怎么会安全呢？我要是站长，知道余则成是共党，要么直接消灭，要么把他留在大陆，绝对不能带到台湾去。

左蓝死了之后余则成有个精神信仰危机。很多人觉得，余从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转变为共党这过程快了点。你觉得呢？

我也是这个意见。其实在剧本完成的时候，我就跟制片人说过，可能这个剧，在这个地方有点弱，但当时已经不好修改调整了。余则成读《为人民服务》那场戏，是后来加上去的，我为了强化他那个转变的状态。那个时候在国民党阵营里面，这种东西是看不到的，它很新鲜，对余则成来讲。

要弥补的话，我就让余则成出走！脱党！左蓝死了，他也不干了，逃了。然后再有个回归的过程，就好解释了。

我有一个坐标系

剧中几乎每一个细节都跟历史挂钩，找历史顾问了没有？

没有，都是自己弄的。我个人比较愿意阅读这方面的东西，中央特科的，秘密战线上的这些事，碰到了就看。“凝聚精神，保卫领袖”这类标语，翻一些军统的书都能看得到。

如果你心里有结构，有个网络，或者说坐标系的话，这个事就不难做。你拿出一个点来不知道往哪里放，有坐标系的话就放到具体点上去了。我的坐标系就是三年解放战争，在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就放个大时间表，1945年5月发生了什么，6月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可能在运用上不是那么的精确，但是有一个大致的判断，事情前后顺序是不能变的。

对你有用的史料，你就拿过来。比如广播里就是那一天的事：胡长官占领延安，失利让余则成感到很迷茫。那一天发生了很多事，你需要什么，就去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到了那天延安失利，你就不得不去写延安。

有些台词对当下似乎有所暗示。比如余则成说到裙带关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明十七高清十四朝，哪一天不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写剧本的时候，希望观众能读到这层意思吗？

读到这层意思很正常。但有一点，就是观众对当时的国民政府不懂，不够了解。你可以看看马歇尔在军调的时候，他当时跟美国国会有个建议，说不要再援助这个政府了，没希望，明目张胆的贪污，一塌糊涂。观众可能对那个时候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落后，没有清醒的认识。而那个时候共产党有先进之处。大家都知道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是军事上的胜利，却不知道也是政治上的胜利。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爱情

秋掌柜咬舌那场戏，很血腥，对于余则成这样一个组织外的人而言，是很惊悚的。有人说，如果他是余则成，一定会被吓着。

其实秋老板直接表达的信息是：我不说了。如果不采取措施，他很有可能叛变。他这一行为就是告诉余则成，你就放心坚持下去。剧里面所有共产党人的牺牲和付出，对余则成都是促成他转变的刺激。左蓝是，秋掌柜也是。

余则成对这份工作的动力有两种说法，他跟翠平说，等解放了跟你过好日子。但他又对站长说，我就喜欢潜伏，因为刺激。

这两种想法他都有。对他来讲，潜伏成为一种工作，一种习惯。信仰是说我既然代表了这个集团的利益，那么我就要干下去，因为我喜欢这个集团的理想和他们这些人。国民党那些人我已经不喜欢了，我就要让我喜欢的人打败我不喜欢的。他就是转变了。成了一个纯战士，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强大的纯战士。

可是如果他真是纯战士的话，为什么会在二婚的晚上流眼泪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这么牛，命运却不在我手里？

不是，这种想法是现在年纪低一点的孩子对那个时代的陌生感造成的。他们会觉得：你余则成被人家玩成什么样了？在那个年代，斗争性那么强，许多的安排是不执行也得执行的。为什么有督战队，拿着枪顶着你，往回退就打死你。你的同志，战友，因你恐惧、逃避而死亡，你多不人道啊。余则成必须得坚持，他流泪是对翠平，对他们生活的那段时间的怀念。也有对自己的命运，命运沧桑感的感慨。

在香港，跟余则成接头的人说翠平没找着。这是真话吗？组织都已经跟翠平接头了，说你在这镇子里呆着不能出去。

当然是真话了！一个山区的、河北的地方组织，跟在广州的人，他们怎么能见到呢，都是秘密战线的是没错，可是你知道秘密战线有多少条线索吗？总参二部的人掌握什么情况，社会部的人掌握什么情况，怎么可能找得到？《集结号》里也是啊，仗打完了之后，那么多人都找不着了啊。

很多剧评说《潜伏》讲的是办公室兵法，这样的说法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这是观众认识上的问题。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这样想，你提到了，我可以理解。我是觉得——这样的解读太窄了。

姚晨曾问过你，余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你当时的回答是：不知道。你是怕有个明确回答会限制她的发挥，还是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你看看60岁以上的老人，中国的老夫老妻，他们是怎么样走过一生的，相扶相携走过一辈子。对很多人来说，洞房里掀开红盖头，那是人生第一面，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广为存在。他们在一起过，是什么感情？你能说是爱情吗？你能说那样的情感不让人尊重吗？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爱情。你要让我给他个界定，就是爱情，或者就不是爱情，我做不到。

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

出现在《潜伏》里的军统天津站刀光剑影，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历史上真正的天津站果真如此吗？

■文／虎甲

近期，姜伟导演的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而由孙红雷、冯恩鹤等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明生动。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如果有，真的是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吗？

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于建立军统天津站的由来，在原著小说《潜伏》里，作者龙一是这样写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小说的这段描写并不确切。实际上，早在1932年，军统天津站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天津站浮出水面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其中就有“情报人员训练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都是考自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有情报性的各界人士。这个训练班的正式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上述这些，就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这个训练班由戴笠负实际责任，却只挂了办事务的名义，有些让人不解，大概是他唯恐暴露身份吧。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 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天津的特别行动人员，全部是河南省籍的人。他们大都追随过王天木出生入死。就其特情素质而言，显著强于北平站。这些人对于玩枪这一套，个个都有历练。相比之下，北平的行动员则更具有政治意识。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

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至此，原天津站行动组无形解体，那些行动人员，也分别予以安置或处分。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己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王子襄的神秘死亡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 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作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处之泰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纯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似乎也预示着某种命运的杀机。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以身殉国的烈士们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克日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不幸的是，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痛击敌伪。让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归案。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鬼子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30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为国捐躯的人员计有：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为国捐躯。

过去的书籍与影视作品，总是以负面或反派的角色来刻划军统情报人员。其实，在各个敌后沦陷区，也有不少军统特工人员上演壮烈的英雄故事。正如历史重新公正评价国军的抗战一样，军统特情人员也应当得到更为公正的历史评价。

一个间谍的自我修养

和《潜伏》里的惊心动魄相比，真正的间谍战没有那么多回合，一次失误，命就没了

■本刊记者／汤涌

这个行业容忍不了错误。

这就是情报工作，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员，一般被称作间谍。

《潜伏》里余则成曾经教育过翠平：梦话可能会害死自己和好几名同志。以此让游击队出身的翠平能够认识到言行要足够谨慎，不能露出马脚。之前，当周围的人提到共产党、八路军等名词时，翠平就会勃然变色，还会在西餐厅里喊着要吃捞面条。

这是文艺创作，这样戏剧性的场面是观众所喜欢的，不过在真实的谍战当中，姚晨这种相貌的女人根本就无法被派去搞情报——标志性的大嘴，会让她成为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人。

拥有平常的外貌有助于从事秘密工作，这并非玩笑，一战期间，戴高乐曾经5次从德国战俘营里越狱都失败了，原因就是，想要抓一个外号叫“两米”的大个子，实在是太简单了。

一个好的情报人员必须要有许多独特的品质，还要坚持学习业务，才有可能尽量保全自己并提供情报。

忍受孤独

一个好间谍必须能够忍受孤独寂寞，工作之余不能四处找人聊闲天。就算不聊天，随便写日记也可能暴露自己。

二战时期的美国为了反间谍，曾经发动了数万名邮政检查员(多数是警惕的家庭妇女)来负责开拆各类邮件，其中一位检查员发现了一封可疑的信件，这封信所寄往的地址，是国外反谍报人员提供的“间谍地址”。

这封信看似聊一些普通家常事，但明信上同时又用密写药水写了暗信，内容是纽约港商船舰队的护航配置，这样的信件自然不会写真正的发信人地址，联邦调查局唯一的线索是：打字机。他们排查了全纽约的同一品牌打字机，几乎要累死了。

不过这位德国间谍显然有点太寂寞了，在先后截获了他的十几封信之后，一位美国特工仔细阅读了明信部分的内容，尽管里面有虚构内容，但小说总有原型，这位间谍描述的自己非常热爱生活，已婚，有一条得过瘟热病的狗，7点到8点之间上班，有漂亮的菜园子，最近换了一副眼镜，是一个空袭民防人员，还有，他是一个外国移民。

特工们查询了1914年以来纽约移民部门的全部资料，寻找和此人的签名(虽然是假名字)的相同笔迹者，终于在第4881张，发现了笔迹相同的人，跟踪之后发现，他真的有病狗、菜园子、搞民防，于是特工逮捕了他。

抓走这个棕色头发、溜肩膀、名叫欧内斯特的间谍时，他的许多邻居都来宽慰他的太太，因为他看上去非常老实，样子极其普通。该间谍招供出了另外一名间谍，他们都被判了30年的有期徒刑。

注意防盗

有些时候，因为法律和政治的原因，反间谍人员无法公开搜索某个间谍的住处，这个时候他们往往求助于秘密行动。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海军情报官威利斯·乔治曾经领导过一支职业偷盗小分队，专门偷偷潜入纽约的领事馆盗取文件碎片和灰烬。美国的反间谍人员很少，这时候的乔治连撬锁都不会。

他找了全纽约最好的锁匠、开保险柜的专家、一个语言学家、一个会拍微缩照片的摄影家。此外还向英国的情报部门借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处女”，据说这位大姐精通打开所有蜡封的信，用个暖瓶或者火锅就能拆开，拍摄完毕还能轻松复原，就连紫外线检查都发现不了。

这支半业余队伍成功地进出了领事馆数次，有一天被一个警惕的警卫所察觉，万幸他们穿着清洁工制服。后来乔治就多次深夜在楼道里弄出响动就跑，让这个优秀警卫打电话叫来领事。领事多次被吵醒之后，警卫被辞退了。

多次得手之后，上级要求这支小分队去芝加哥侦查一个间谍嫌疑人，这个体面的商人有可能操纵着一个纳粹间谍网。此时，这支队伍已经有了许多新技术，比如学会无声工作以防备录音机，在落满灰尘的信封表面，用放尘枪来喷洒炭粉和滑石粉做的灰尘。这支队伍化装成测试大楼倾斜度的工程人员，潜入了4小时，并成功地拍摄了近2000页的文件。

这次潜入成功地蒙蔽了间谍，他的一切物品都看上去像没有动过一样。不久之后，他和他的情报网被一网打尽。

睡着和灌醉

在不恰当的时候睡着和喝醉，在情报工作中很容易出事故。即使周恩来这样谨慎的人，也曾经有过睡着丢失了东西的记录。

1946年6月7日，周恩来坐马歇尔(美方调停国共内战的代表)的专机去延安，把一个记事本放在了衬衣口袋里，开会太累，他在飞机上睡着了。没想到衬衣口袋没有盖，本子就丢在了飞机上。本子上记录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熊向晖在南京的地址。

熊向晖是胡宗南的秘书，193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一个重要情报员。当时周恩来希望找一个名校学生、出身名门、不怕牺牲的好青年打入敌人内部，熊向晖18岁就获得了胡宗南的赏识，后来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带着党中央在几十万敌人中间穿来穿去，毫无畏惧，主要就是因为熊向晖把几乎所有作战指令都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丢失本子之后立刻向中央请求了处分，同时让熊向晖到上海躲一阵。当时周秘密会见了熊，对他分析了局势：如果十几天之内没事，你就可以回来，那就说明马歇尔没把本子交给蒋介石，如果是马歇尔交给蒋介石，蒋亲自吩咐了查办，只怕这事就一查到底了。

不久，马歇尔的人把本子封在盒子里送回给周恩来。十几天后，熊向晖回到南京，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关。

胡宗南也曾经试图灌醉周恩来。1943年，胡奉了蒋介石的密令，准备进攻陕北边区，熊向晖报告了这一计划，于是周恩来和毛泽东提前识破了胡的阴谋，蒋出于国际压力没有开战。

当时周恩来到西安跟胡宗南交涉，胡宗南就组织了黄埔同学聚会，打算用“学生敬老师”和“太太团”来灌倒周恩来。不过他派去接周恩来的人，正是熊向晖，于是在出门之前，熊向晖用英语轻声提醒：“今晚小心，别喝醉。”

当晚周恩来面对一群敬酒的黄埔家属，和蔼地说：“谁能说清楚黄埔精神包括什么，我就跟她喝。”

结果，他一杯都没有喝成。

熊向晖最后全身而退，被胡宗南送到美国去读研究生，1949年回国之后，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1991年，他把自己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这段历史写成回忆录公布于众，台湾许多当事人一片哗然，当时的“行政院长”郝伯村把这篇回忆录印了数千份，给需要保密的干部学习参考。

远离贪婪

《潜伏》里的谢若林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他只认钱，不管是卖给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情报。他对钱的贪婪甚至到了信仰的地步。在间谍界，谢若林并非异类。现实中，就有些人和谢一样，以出卖情报为生，没有任何原则和底线。比如一战时期的著名间谍玛塔·哈丽。这女人是个脱衣舞娘，和其他听电台或者拆信封的情报人员相比，也许更符合人们对女间谍的想象。她1914年被德国情报人员盯上，收下了2万法郎，据说她提供的情报曾经让法国多损失了5万士兵。不过她当时早已不再年轻，并非那种长于色诱的尤物，而是利用老客人和过去的交际圈获取情报。

1917年，玛塔也为法国人提供德国人的情报，不过最后她被法国判处死刑，法庭没有采信她1917年帮法国军方提供情报的证据，不承认她是双面间谍。

另一个贪婪的间谍则是一个被德国人称作“西塞罗”的家伙，此人真名叫迪罗，二战期间在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当男仆，由于他擅长唱歌剧，很受大使的信任。不过他的父亲是被英国人杀的，所以他很想给英国人点颜色看看。

他在大使喝醉之后偷配了一把保险柜钥匙，然后联系上了德国人。他用照相机拍下了诸如德黑兰会议上关于第二战场的讨论、开罗会议报告等诸多重要材料，把这些资料陆续卖了150多万英镑。后来大使开始觉得有间谍存在，就在保险柜里安装了一条电线，如果有人意外打开，就会弄响警铃，不幸的是，这个警铃的安装工作就是由“西塞罗”完成的。

这个男仆后来因为在德国大使馆担任秘书的英国女间谍举报而落网，他的下场，却仅仅是被开除。后来，有人在酒馆见过他，据说他移居到了一个拉美国家。而德国人给他的钱，则几乎全是德国人自行印刷的英镑假币，一文不值。

细节问题

细节决定成败，从事间谍活动一定要特别小心细节。

二战时期，德国人曾经组织过一群假的美国大兵，以袭击盟军的后方。他们找了几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德国人，来训练和带领这些队伍，他们都能说漂亮的美国英语，几无破绽。他们的队长特别提醒士兵们，要用英制单位、立正的时候千万不要磕脚跟，那是普鲁士风格的立正，美国人绝对不做。还有敬礼，一定要松松垮垮、吊儿郎当，太标准了就像德国人。

然后这些假大兵穿上美军制服(多数还是宪兵制服)，到盟军后方去搞乱交通、破坏铁轨和电线，袭击油库。电影《坦克大决战》就曾经描摹过这支特殊部队。根据日内瓦公约，穿敌军制服作战属于间谍行为，被抓住之后是不享受战俘待遇的，可以被立刻枪决。

这些假大兵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就，不过很快就被真的美国人发现并且抓捕了许多，有的人和美国人一遭遇，就被美国人开枪乱打。有一位美国军官曾经问过他警惕的手下：“为什么你能发现这些人是德国人？”

该军士非常得意地说：“他们说自己是从3英里外走过来的，怎么可能呢？咱们美国大兵超过半英里就一定要坐吉普车的。这么不怕累，肯定是德国人了。”

小心演员

除了敌国特工之外，还有一类人也需要间谍特别小心，那就是演员。二战期间，英国人就曾经用一个陆军中尉成功地扮演了蒙哥马利，欺骗了许多以中立国公民身份活动的德国间谍。

由于战争，许多各类职业的男人都应征入伍，其中就包括克里雷顿·詹姆斯中尉，他当过25年的演员，却在战时在军饷部给士兵们发工资。当他接到电影摄影队的尼文上校的电话，告诉他要拍反映陆军生活的电影时，非常高兴。

不过到了约定的地方，一位在反间谍部队(IC)工作的上校却告诉詹姆斯，他得扮演蒙哥马利，以欺骗德国统帅部。尽管比这位将军的年纪小很多岁，不过两人的相貌惊人地相似(这位英国陆军最高指挥官长着一张典型而普通的大叔脸)，中尉和将军还都在澳大利亚生活过。职业演员詹姆斯中尉很快就让自己变成了蒙哥马利。

詹姆斯被派去访问直布罗陀，在那里受到地方贤达、各类商人的接待，这里面有许多人都是德国人的情报员。英国人故意让他们向德国发回消息，证明蒙哥马利在这里，将领导一次在法国南部而非诺曼底的登陆，这些人都熟识蒙哥马利的相貌，但是詹姆斯演技出众，所有人都发回了错误信息。

并不是只有活人才能担任演员工作，英国人甚至用一位死者成功地欺骗了德国人和意大利人，1943年，盟军准备攻打西西里岛，为了把德军的兵力引向别处，英国人征用了一位死于肺炎的男人。

这位死者的肺部有积水，这让人以为他死于溺水。英国人称他为“威廉马丁少校”，在他的身上放上了关于撒丁岛登陆准备工作的文件、银行账单、情书(专门折叠了很多次，让人觉得都快翻烂了)、情人照片、戏票、买戒指的发票——以便让一切更逼真。然后把这具尸体丢弃在了西班牙附近，中立国西班牙找到了尸体，通知了英国领事，当然德国间谍也成功地复制了“马丁少校”携带的文件。德国人果然把部队调到了撒丁岛，艾森豪威尔轻松攻克了西西里岛。

二战结束之后，整理德国档案的英国情报官曾经吃惊地向高层汇报：“我们的绝密文件因为军官溺水而丢失，居然还有这样的事！”只有参与了这场戏的官员哈哈大笑，从那些德国人汇报给希特勒文件的重视程度上，他们知道马丁少校才是世界上最牛的演员。

大规模的战争早已结束，冷战时期的谍战也落下了帷幕，不过各国之间互相刺探情报的事情，仍旧每天都在进行，各国的间谍都必须小心翼翼地做到两件事：首先是发回真情报，其次是保全自己。

来源：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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