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足协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酝酿对足球进行职业化改革初期，聘请外教在当时的足球精英眼里已经是当务之急，徐根宝率领的国奥队冲击１９９２巴塞罗那奥运会未果之后，中国足球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首位洋教练施拉普纳。当时还没有见过世面的中国足球界对施拉普纳顶礼膜拜，尊称其为“施大爷”。施拉普纳开了一个“坏头”，准确地说是中国足球界开了一个“坏头”，从那这后，不管是国字号球队还是俱乐部球队，每迎来一位外籍主帅总是不遗余力地将其“神化”，然后在随后的日子里一点点“丑化”甚至“妖魔化”这位教练，十余年来，几乎没有一位外籍教练可以幸免。
　　施拉普纳、霍顿、米卢、哈恩、克劳琛，这些曾经执教过中国各级国字号球队的教练是怎么在中国足坛的“造神运动”与“灭神运动”之间徘徊的，稍微熟悉一点中国足球近年情况的球迷个个心知肚明。以米卢为例，这位历史性地将中国国家队带进世界杯决赛圈的教练，告别中国之前经历了一场什么样的风波啊，大到无节制地接拍广告，小到与某些女记者的私人关系，全都被暴露无遗。而在这种关键时刻，作为米卢“东家”的中国足协不仅没有人站出来替他说几句公道话，反而说开了风凉话——我们早就劝过米卢这样做不好，可是他不听啊。
　　国字号球队如此，俱乐部球队也是一样。开中国俱乐部球队先河，聘请外籍主帅的应该是１９９４赛季的沈阳队，当时他们找来一位俄罗斯教练谢尔盖，由于该队成绩一般，当时的媒体也远不像现在这样事无巨细地关注教练，谢尔盖没有给大家留下太深的印象。之后的俱乐部强队如连、沪、京三强，弱队如延边、陕西等，都先后请来洋教头调教球队，细数下来很少有人能够保持晚节全身而退。
　　再来看看鲁能泰山：泰山队历史上首位外籍主帅金正男是流着眼泪离开的；桑特拉奇在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第二年便中途下课；临时接任桑特拉奇的可可维奇不仅被指责为“叛徒”，最后还真的“叛逃”到了上海申花；俄罗斯人鲍里斯在２００１赛季末期爆发但他下课的命运已经不可避免，据说他是从山东有关媒体上得知自己将“铁定下课”的；涅波上任初期被一致认为“既有水平又相当儒雅”，走的时候却几乎是“天怒人怨”；接下来的自然是图巴，我们现在只能希望图巴有一个好运气。
　　从国字号球队到俱乐部球队，从其他队伍到鲁能泰山，如此众多的教练殊途同归，这仅仅是偶然吗？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事实上类似的问题不仅是在中国，在整个亚洲足坛都相当普遍，西亚球队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依托，视世界名帅为草芥已经不是新闻，即使是职业化足球开展最好的日本、韩国等国家，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特鲁西埃、邦弗雷雷等名帅都没有逃脱被解职的噩运，希丁克是个特例，那是因为他足够明智、足够清醒。
　　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足球水平在整个世界足坛内确实不高，亚洲人又特别喜欢拿足球“说事”，赋予这项运动更多的含义，希望凭借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性胜利提升本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从而不能够正确认识足球的发展规律。每一项运动在螺旋式的向上发展途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瓶颈期”，基础原本薄弱的亚洲足球自然更是如此，一次标志性的胜利可能会消耗掉太多的能量，再想继续发展便只能脚踏实地从头做起。但急功近利的亚洲足球却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总是认为良好的愿望就一定能转化为美妙的现实，我们又总是容易被胜利冲昏头脑从而让欲望无止境地膨胀，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再“祭出道德的法宝”，以“完人”的标准来要求外籍教练，那么这位“国际友人”的离去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