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２年，体坛纷纷攘攘，一些人，一些事，总让人难以忘怀。

    姚明

    姚明是中国人在美国树起的一块高２米２６的“广告”，他不仅仅是体育明星，他同时将成为经济明星、社会明星，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这个２２岁的小伙子具备成为一个巨星的所有条件：篮球天赋、时代背景，还有他谨慎、精明和善良的本性。    在美国，姚明被誉为“成龙第二”，从某种意义上说，姚明成为了中国的形象代表，就像当年美国人通过李小龙认识中国一样。跟当年凭借武术这一中国传统文化在美国打天下的李小龙相比，今天的姚明是在一个开放的中国背景下融入有丰富积淀的ＮＢＡ文化的，他称得上是中国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出口品”，将有效地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他很好地证明了：中国是一个给天才提供成长机会、鼓励个人创造财富的国家。

    金昶伯

    一个在场上是“魔鬼”、场下是“父亲”的韩国男人，与一群伤痕累累的中国姑娘，用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从尖锐的矛盾到心灵的共鸣，在挑战人体极限的同时，也共同体验着真挚的情感，一步步走到今天。金昶伯和中国女曲告诉我们，什么叫真诚与奉献。

    金昶伯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带领中国女曲获得了继女排以后第二个集体球类世界冠军，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女曲首次夺得亚运会冠军，从而走出了恶梦般的奥运会入场券争夺战。这位决定在中国结束教练生涯的韩国人，带来了超越民族感情的契约意识与职业道德，从而构筑了自身的人格魅力和极富凝聚力的团队精神，这或许正是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亟须的软件建设。

    他的名言是：“我是韩国人，但现在我代表中国队。”这句话，或许能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对待打败了同胞的“海外兵团”。

    陈忠和

    在上海四国女排邀请赛上采访过陈忠和，白白净净，有问必答，说话条理清晰，语气温和，像个儒雅书生。认识他的人都说：这是个好人。

    在德国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输掉了两场被认为是输比赢更有利于最终获得好名次的球。估计陈忠和也想不到由此产生的全国范围的一场大讨论：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允许不允许为了争取更好的名次，而输掉某些比赛？

    应该说，这种讨论的出现，令人欣喜，是对过去“狭隘金牌论”的否定。中国人对过程的“苛求”，恰恰是对诚信的肯定和追求。

    上海网球大师杯期间，常人看来，西班牙人莫亚似乎干了一件“损己利人”的事情，淘汰了自己的同胞科斯塔，同时把排名世界第一、“可怕”的休伊特送进了半决赛，结果休伊特最终在决赛中战胜西班牙人夺得冠军。面对中国记者不解的提问，莫亚却认为再平常不过：“我是职业选手。”

    理解陈忠和的人，都理解他的无奈－－让他来承担一度被“神化”但早不复往日辉煌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确实压力很大。其实，谁在这个位子上，谁的压力都大。

    徐根宝

    徐根宝的２００２年是跟“德比”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他虽然在７月２２日“下课”，但这一结果，早在３月９日输掉惨烈的一场“德比”战后就已注定。

    “德比”这个舶来词似乎成了取消升降级的２００２年甲Ａ联赛球市的救命稻草，从上海两家球队申花与中远３月９日惨烈一战后，“德比”铺天盖地，为了能让两支球队“德比”一把，人们甚至不惜乱点鸳鸯谱。“泛德比”的背后，是甲Ａ联赛闪光点与足球媒体想像力的匮乏。

    创造“救命稻草”四个字的人就是想说明一件事：它是救不了命的。２００２年甲Ａ联赛球市的惨淡，远不仅是它被世界杯、亚运会肢解得支离破碎的缘故。从百事可乐退出赞助一事就可看出，联赛经营者正在面临着空前的信任危机。

    闹哄哄的赛场、真真假假的“内幕”新闻和纠缠不清的恩恩怨怨－－如果甲Ａ联赛上始终都是这一切，是不是让人感到有点无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徐根宝隐于崇明岛，与一群孩子厮守，倒也有趣得多。

    龚建平

    ２００２年，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像龚建平这样著名，除了刘晓庆。

    “黑哨”因为龚建平成了流行语，裁判往往被视为瓜田李下的馋孩子，举手投足稍有不慎就成了偷儿，一些不是“黑哨”而是“官哨”或者“傻哨”的，虽没给自己捞什么好处，却也被抹了一身黑。所以说，当今国内裁判还真得要有根韧性十足的神经才支撑得下去，而裁判权威的重建，其路漫漫。

    “黑哨”蛀蚀了中国足球的肌体、重创了球迷的信任，由于新华社内参的力量，龚建平案成为司法介入中国体育的重要开端。

    而关于“黑哨”的报道，也是对中国体育记者的法律知识、职业道德和人文素养的一次测试，假新闻满天飞，一批“故事大王”肆无忌惮，倒是缺乏相应法规制裁。

    杨扬

    杨扬实现了中国在冬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但她没有像许海峰当年那样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她只是一个纯粹的体育明星，一个化了妆后甚至美艳动人的明星。

    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集体情感。许海峰夺得奥运第一金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刚刚走出“文革”惨痛记忆的中国人茫然四顾，发现自己已经远远落后，那时最好的心理补偿是体育。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体育与民族荣辱紧密相关，胜负看得比天大，所以才有洛杉矶奥运会的举国狂喜，和随后兵败汉城的痛苦迷惘。

    跟１９８４年时相比，杨扬这次夺得冬奥会首枚金牌，表明中国体育已全面走向世界，何况现在让中国人自豪的，已远远不只体育一项。中国人对体育胜负也相应淡化，不再支撑着瘦骨嶙峋的身子骨为一个比分喜极而泣或哀恸万分，他们看比赛的眼光变得平和起来，更看重的是如何花钱为自己和家人“买健康”。

    杨扬与许海峰的不同，固然是因为夏季奥运会影响远远大于冬奥会，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体育已摆脱了太多不必要的负担，走出焦躁，回归本性，就像杨扬的美女形象一样：运动是美丽的。

    米卢

    一个正在逐渐被人忘却的人。

    他一度被捧上天，当他从天下往下掉时，下面一片手却不见了－－这一天是２００２年６月１３日。这是尴尬的一天：此前被奉为中国足球圣经的“快乐足球”严重贬值，现在几乎没人提了，偶有提起，也是一派拨乱反正的口气。

    回首中国足球队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经历，怎一个乱字了得！到了最后对土耳其一战，人们已从天方夜谭中走出，苦苦祈祷能进一个球－－当时记者看比赛时，跟同伴戏言说，打进世界杯第一个球的中国球员肯定会得张黄牌－－因为他将花大量时间来表示庆贺，以至裁判忍无可忍。当然，他回国肯定会成为广告明星，说不定他在沈阳的铜像还会被镀上金。

    米卢走了，带着他在中国收获的真金白银，但他的一句话应该留下：“态度决定一切。”

    输到彻底，被扯掉最后一块遮羞布，反省才会触及灵魂－－假如中国足球还没到麻木不仁地步的话。

    马俊仁

    又一个逐渐被忘却的人。

    ２００２年，中国田径最困难的时候，习惯豪言壮语的马俊仁却沉默了。

    “马军家”曾经辉煌一时，但是近年来风雨不断，后来的几批选手也远不如当年的王军霞、曲云霞、刘东了。曾几何时，中国女子中长跑的重担一直压在董艳梅一人身上，让她以伤病之躯勉力支撑。因为种种原因，“马家军”未能参加曼谷亚运会，在今年的釜山亚运会上，有数名“马家军”弟子参加，但除了“扩军”后加入“马家军”的男子十项全能选手齐海峰夺得一枚金牌外，在女子中长跑的领奖台上，却见不到任何“马家军”弟子的身影－－跟马俊仁有关的新闻，似乎只是他不断地辟谣，叫嚷着要打官司。

    近年来，“马家军”可谓中国田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典型代表，让人深感无奈，但中国田径平淡无味，马俊仁至少在其中加了一点味道，即使是怪味。

    幸亏有一个不信邪的王德显，他不相信神话，不迷信偶像，耐住寂寞，卧薪尝胆，在釜山亚运会上推出了一个孙迎杰。王德显现在担任国家田径队女子中长跑队教练，不知马俊仁有没有感到压力。

    只是，千万别再出一个家长制的“王家军”。

   　哈恩

    这个荷兰人是中国足球的第四位外籍主教练，谁也不知道，等着他的是什么。

    中国足球海外选帅，很有些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推石上山”的味道，一次次千辛万苦推上去，没喘一口气，又滚将下来，于是接着再推。

    无论是施拉普纳、霍顿还是米卢，都能透过中国足球深切感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昨天还是大爷，今天就成了孙子，热烈鼓掌，转眼就变成了游身八卦掌。    哈恩已成为新闻大战的焦点，不知道，围绕在他身边的，有没有几个做着“李响梦”的学荷兰语的美女记者。

    他还没开始带队，名字译作“阿里·哈恩”还是“阿里·汗”，已经起了争议，这或许是这位荷兰人在中国是非的开始吧。（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