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们只是记录者，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把了解到的事情记录下来，在曲张的官司中我们无意扮演什么角色。

但是我们一直有一个愿望，希望有一天那个光彩照人的曲乐恒能重新出现在足球场上，至少希望有一天曲乐恒能像一个普通年轻人一样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

走进北京西南郊的北京博爱医院，就像是走进一片轮椅的世界，尽管这已经是记者第二次到这里采访曲乐恒，但是面对这样的场面我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调整自己的情绪。

2003年7月9日，当我踏进博爱医院的大门时，我的感觉就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看着医院门口的“车流”，看着他们随意地“驾驶”着轮椅进进出出，看着树阴下四五个“轮椅”围在一起满脸笑容地甩着扑克，我知道那个曾经在足球场上光彩照人的曲乐恒现在正过着另外一种生活。

“护士小姐，请问您知道有一个叫曲乐恒的球员吗？”“一直走，前面右转再打听一下就到了。”

“这位医生麻烦您一下，请问您知道有一个叫曲乐恒的球员住在哪吗？”“你一直往前走，那个白楼的4楼4008号。”

很显然，曲乐恒在这所医院里也是一个名人，只要你随便问一位医生、护士他们都会准确地帮助你找到曲乐恒。

曲明书：我们家一夜间从天堂摔进了地狱

由于上午9点到12点要进行治疗，记者的采访是从曲乐恒的父亲曲明书开始的。

记者说明来意后，刚刚坐定的曲明书捂住脸的双手沉重、缓慢地放在腿上，然后就是重重的一声叹息，“唉，直到现在我和他妈也不相信儿子这一辈子都得生活在轮椅上，有时候我甚至希望这世界上没有足球，如果没有足球也许我家就像沈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一样过着平常的日子，有时候真羡慕那些能平静生活的家庭。”

老曲再次用双手捂住脸，再次沉重、缓慢地把手放在腿上，“现在我们不敢当着孩子的面提足球，更不敢提辽宁队，也不敢提上海，这是什么日子啊！”

从令人羡慕的职业球员变成羡慕普通人生活，尽管时间已经冲淡了一些冲动，但是巨大的心理落差仍然在纠缠着老曲。“孩子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从一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俊俏男子汉突然变成鬼了，这样的落差谁受得了。为了让孩子心情好点，我和老伴心里流血，脸上却不得不带着笑啊，我们这是做秀啊。可是为了孩子我们不这样行吗？”

对于曲乐恒的病情，记者没有过多地追问，但是提到曲乐恒的女朋友，老曲忍不住了，他悲凉地说：“这是让我断子绝孙啊。”

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愿意触及到的事情，谁也不会忍心去问曲乐恒这样的问题。记者第一次采访的时候，曾经遇到过曲乐恒的女朋友，她是省队的乒乓球运动员，当时她正在悉心照料曲乐恒。据悉，曲乐恒与女朋友的感情非常深厚，但曲乐恒不忍心女朋友跟自己受苦，就将自己的情况痛苦而委婉地告诉了女朋友，但他的女朋友至今都没有表示过要离开曲乐恒。而现在，高额的手术费对于现在的曲家来说也已经无力承担了。

曲明书忍不住提到了官司，“几年了，到现在我们真是忍无可忍了。曲乐恒从一个挣钱的职业球员变成了乞丐，谁也受不了，造成这种情况的人必须做出赔偿。如果对方是农民，我们肯定不忍心要钱，但现实的情况是张玉宁付得起。”

曲乐恒的父亲曲明书对500万的赔偿要求有着比较细致的划分，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称500万是个“天文数字”。7月9日曲明书对记者说：“我们从天堂一下子到了地狱，现在是在地狱煎熬，除了好心的媒体、球迷和一些同情我们的人关心我们外，该管我们的人管了我们多少？500万，只是在完成曲乐恒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啊。”

说着说着，老曲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份属于他自己的诊断书，老曲由于操劳过度心脏可能有些问题，医生给他开了1000多元的药方，但是拿着药方的曲明书只花3元钱买了点应急的药。“我原来是搞运动的，身体非常好，这几年我也不成样了，牙也掉了，头发也全白了，不得不靠染发来遮掩。他妈就更不用提了，眼泪已经哭干了，每天除了陪儿子去治疗就是坐在儿子的床上发呆。你说我们老两口现在都成这样了，是不是也应该要点精神损失费？”

曲乐恒：踢球的梦想已经破灭

治疗归来的曲乐恒也像博爱医院的其他病人一样，他手中的轮椅就像当年脚下的皮球一样任由他摆布。

面对记者，曲乐恒熟练地把灵活的轮椅牢牢地固定住，“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从他说话的声音里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一种沧桑，与两年前第一次采访他时相比，现在曲乐恒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身体也比2年前更加臃肿。刚开始曲乐恒的话语并不多，在记者简单的提问下，从他的梦想———足球开始，记者很快拉近了与曲乐恒的距离。曲乐恒说：“我现在已经麻木了，每天机械地重复着，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但是踢球的梦想已经破灭。”

“踢球的梦想已经破灭”，这是最让人痛心的一句话。记者始终很小心地与曲乐恒进行着对话，尤其是对足球一事尽量用委婉的语气。不过，3年多的轮椅生涯已经使曲乐恒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已经开始面对现实。当听到记者称球迷对曲乐恒目前的情况很关心并想知道他的现状时，曲乐恒说：“我已经不是球员了，已经这样了怎么还能叫球员。”说这句话的时候，原本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曲乐恒，脸上突然就没有了光彩。然后，曲乐恒就提到了他与张玉宁的官司。

曲乐恒说：“我当初根本就没想到自己的伤势会这样重，自己当时的确不清楚会成现在的样子，还傻傻地认为没多久自己就能重新回到球场上，现在我只能在轮椅上把希望放在以后的日子。我应该把当初的事实说出来，老百姓也有权知道真实的情况。”谈到张玉宁对自己的“伤害”，曲乐恒显得非常严肃甚至有些激动，他说：“张玉宁对我的伤害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而且这几年他一直在对我进行着伤害。”

曲乐恒称最让他郁闷和痛苦的是，3年多来有关人员始终没有就那次“车祸”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而张玉宁也从没有就这件事情向他说清楚，曲乐恒说：“全国发生那么多起车祸事件，都会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我发生了车祸就没有？”曲乐恒称，当初的结果仅仅是“措施不当”，但到现在他怎么也不明白这句“措施不当”究竟说的是什么。2001年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要打官司了。原来我一直维护张玉宁的利益，但后来我不得不公布事情的真相。我已经成了这种样子，他们还反过来告我，你说我能平衡吗！”谈到这里，曲乐恒的声调明显高了起来，曲乐恒说：“当初要不是为俱乐部和张玉宁着想，我早就通过法律途径抓他了，他还能有今天吗？”曲乐恒强调，正常人都会到医院对被自己撞伤的人进行安慰，并会说“好好养伤”之类的话，但张玉宁连这句话也始终没有对他说。

对于现在的官司，曲乐恒称他别无选择，3年多非人般的生活过去了，他现在已经平和了，但必须解决应该解决的问题。曲乐恒说："一个人踢球的梦想破灭了，正常人的生活都不能过上，要随便让一个人来这里坐在轮椅上3年试试。就是这样还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解决，还要继续受到伤害，现在只能通过打官司来解决了。"曲乐恒称，3年多前的那次赴宴，他自己始终搞不明白对方到底把自己当朋友还是当敌人，如果是当敌人就不可能让自己去赴宴；如果是朋友，为什么将自己撞成那样了还不打110或者120？

坐在那个不得不坐的轮椅上，曲乐恒说：“谁愿意坐在这个轮椅上，要不是车祸，我能坐在这里吗？官司不能让我恢复原来的生活，但必须解决。我不希望大家同情我，而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讲理。”

然后曲乐恒重复了记者问他最大感受时的那句话：“我希望过正常人的生活。”

曲乐恒：如果不判，我请求安乐死

自从2000年那次车祸以来，围绕着曲乐恒、张玉宁和辽足俱乐部，除了相关的责任和是是非非外，贯穿其中的还有一个“钱”字。但3年多来，各方都没有拿出一个具体的数字。7月7日，法院已经就曲乐恒和张玉宁的官司正式立案(曲乐恒和他的父亲曲明书称)，曲家要求张玉宁赔偿的金额第一次有了确切的数字，即要求张玉宁赔偿500万元并附带追究张玉宁的刑事责任。曲乐恒的父亲曲明书和聘请的律师共同罗列了11项赔偿内容，从而组成了500万元这个赔偿数字。

500万的赔偿要求被媒体报道后，很多人认为这是“天文数字”，曲乐恒在7月9日对记者说：“500万，只是我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是在最低生活费300元的基础上按照生存的寿命计算出来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天文数字。”曲乐恒称，随着科学的进步，他有权享受最新科学的治疗并向往最终能够当上正常人，曲乐恒说：“如果法院不判官司，我就请求法院让我安乐死。”

曲乐恒告诉记者，这500万的费用中有今后50年的生活费用、此前已经花掉的46万元、后期医疗费用、护理费用、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伙食费、伤残用具费、营养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曲乐恒为一级伤残)和精神赔偿费(此项占100万元)。曲乐恒说：“我的要求非常简单，都是基本的，我并没有要求吃龙虾、开奔驰、住洋房。”

曲乐恒称，并不是自己想要生活在轮椅上的，而是张玉宁造成的，而且自己要在轮椅上生活近60年的时间，这些都必须要得到赔偿。曲乐恒说：“打官司其实很简单，我们的要求合理、合法，而张玉宁又有这个赔偿能力，他就必须赔偿，根本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曲乐恒接着就谈到了外界报道的张玉宁的父亲称曲乐恒怎么不要5亿的事情，曲乐恒说：“你要是真给我5个亿，我还没处花去，我都这样还怎么去花那么多的钱。如果我现在能够站起来，我一分钱也不要。现在的情况是即使给我5个亿，也改变不了我的生存状态，5个亿也不会让重新回到球场上。”

谈到每天的治疗，曲乐恒称现在自己必须每天积极配合治疗，否则这样的情况会死掉的，他还举了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例子，称当初一些高位截瘫的病人在五六年之后就有死掉的。曲乐恒说：“我没有过分要求，只是保障我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治疗。如果他们是农民，每月只有300元或500元的收入，一辈子也积攒不了几万，那样的话我就不会这样要求他们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