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１５”本是一个国外舶来的普通纪念日，但如今成了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节日”。通观世界各国，没见哪个国家的百姓和媒体，像我们这般对“３·１５”宣传如此地大张旗鼓和兴趣浓厚。以至于会造成这样的错觉，一年之中，似乎只有这一天，消协、行政机关、执法部门和新闻媒体搞宣传、咨询、打假、除劣、倡导诚信才不遗余力，消费者才可以讨还公道。虽然，把“３·１５”仅仅视为“投诉日”、“保护日”是个误区，它既冲淡了“３·１５”活动的主题和中心，也忽视了“３·１５”之外的每一天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样依法受到保护的事实。但业内人士的解释仍令我们疑问难消：为什么消费投诉在“３·１５”会特别的集中，换句话说，为什么消费者会走入只有在“３·１５”才能挺直腰杆的误区？
　　一个基本的事实恐怕无法回避：消费要花钱，保护和争取消费的权益也有成本，而在“３·１５”消费者保护自己消费利益的成本最低。“３·１５”出动的新闻单位多、曝光机会高，且职能部门就在一边“监管”，利用这一天的特殊性来替自己维权的盛况年年上演，是消费者的幸事，也是消费者的无奈。从“３·１５”连绵不断地红火来看，我们既能看到消费者维权意识的觉醒，看到相关的维权制度在不断地建立、完善，也不难发现它的“绚烂”，是建立在广大消费者的权益平日里经常受到侵犯基础上的。我们有时甚至会感到沮丧，《消法》实施已经１０年，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也增强和成熟了许多，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事好像并未因而减少，制假、贩假、侵权等侵犯消费者利益的现象仍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现实。
　　这恰恰说明另一个事实，不光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消费利益要付出成本，一套有效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制度或体系的形成也是要支付成本的。许多人经常太容易认为，我们的制度应该是怎样的，而太容易忽略，一种理想的制度的实现是怎样的不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发达国家保护消费者的健全的法制令我们好生羡慕，但别忘了，那个体系却也历经了几百年的千锤百炼。我们当然可以借鉴人家的成果，但脚下的路却必须自己走。
　　“３·１５”之所以在中国备受关注，与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信用的缺乏有很大关系。在转轨时期，信用作为一种制度和文化供给，还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信用带来的好处还没有显著地得到体现，讲诚信的人，不一定比不守信用的人获得更多的好处。消费者有打假、维权的天然需求，但在实际行动中，却必须借助法律的支持和团结起来的力量，而这种支持和力量真正运用起来还都有相当的局限。相对于“威尼斯商人”为索债割下债务人一磅肉的故事基础，相比于至今约用了百多年时间才健全的发达国家“契约社会”的严苛，我们的社会信用体系不可能靠一朝一夕建成。
　　回顾这些年消费者的维权历程，其斗争之激烈、消费者付出的代价之大、社会舆论之不遗余力，堪称可歌可泣。过去的一幕幕有些在今天看来甚至难以想像，但正是这艰难的一步步才趟开了中国消费者维权之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应该不难发现，在侵权者与被侵权者的不断较量中，在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中，“诚信”正以缓慢的方式变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这正是制度演进和发展的正常过程。它是由一系列案件构成的一段历史；是各方面当事人“互动”的结果。正因如此，无论是受假冒伪劣之苦的消费者，还是受不守合同、坑蒙拐骗之害的企业——一切为自己讨公道的受害者作为“制度创新的先行者”都格外地令人敬佩，正是他们维护自己利益的动机和行动，促进了法制的健全，当然也推动了我们向没有欺诈、诚信守法的社会的迈进。

　　□　盛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