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境游的火爆、电影票房持续大卖、网红流量经济的兴起等，都是中国大步迈进消费时代的证据。2018年，宏观指标上消费指标“社会零售品消费总额”增速的走低，叠加上榨菜、方便面销售的回升，以及居民加杠杆后的房贷压力，消费支出行为似乎有回缩的迹象。
“毫无异议消费是在升级，这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从过去吃饱穿好、有房有车以后，开始追求其他的，比如环境质量。”9月1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杨伟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与会各方普遍认为中国消费升级仍在进行中，中国的消费市场有很大发展空间，孕育着诸多市场机会。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仍有较大改善空间，减税降费、社保托底等改革仍需推进，为中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注入动力。
消费升级趋势不改
“中国零售市场处在多姿多彩的时代，从网红到实体的长隆、迪士尼，说不定还有新兴F1汽车赛道、VR电竞，消费品市场是经济转型的巨大动力。”9月17日，金鹰国际集团董事长王恒在研讨会上表示。
2017年中国人均GDP超过8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虽与高收入国家差距仍然较大，但中国已经是中上等收入国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消费行为随之调整。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医疗、教育、旅游、娱乐等服务消费在快速增长，在消费中占比不断提高。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表示，中国的消费市场在升级。中国大概有3亿到4亿是中产阶层，他们已经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这部分人的物质生活已经比较丰富，可选的消费需求减少了，开始向旅游、文化休闲等更高水平的消费发展，消费在升级。
“我们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不会在商店里看价格到底怎么样，他们主要看喜欢不喜欢，所以个性化、多样化、定制化、品牌化、中高端化，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的趋势。”杨伟民指出。
尤其是年轻人对于时尚、新潮、个性消费的追求，表现出不同于前辈们的消费习惯。亚商集团创始人陈琦伟在研讨会上指出，过去五六年，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他们已经形成一种观念，有钱就一定要花掉，因为以后挣得到钱。年轻一代普遍接收到的信息是，中国的经济在持续增长，以后也会持续增长。
“‘我现在有钱就应该花掉，我要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与50后、60后、70后的花钱方式处在两个极端，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给社会阶层带来的影响。”陈琦伟表示。
联合技术全球政府事务副总裁曼克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解放了大量资源。“年轻人希望旅游，希望到全球各地旅游，这意味着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飞机市场。”
消费的增长，对中国经济支撑作用明显。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 拉迪指出，今年前8个月的数据显示，差不多80%的GDP增长是来自消费支出的增长。
宗庆后认为，中国经济继续崛起是大势所趋，任何人都无法阻挡。这个崛起不仅仅是从制造业大国走向制造业强国，也是消费市场进一步繁荣和升级。
减税降费轻负担
今年6、7月份的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增速大幅低于预期，创近年来新低。与此同时，榨菜、泡面等商品销售额的回升，以及居民房贷加杠杆后存在消费挤压现象，引发社会广泛讨论。
虽然不少经济学家强调，社会零售品销售总额指标统计不全面，难以反映我国消费全貌。因为该指标只统计实物消费，并不包含服务消费，尤其随着服务消费占消费比重的提高，该指标失真度将愈发明显。
“当低价商品或被一些人认为廉价的商品出现大卖，与此相关的企业经营收入增长，就认为人们的消费能力下降了，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当前仍是消费升级确凿无疑，只是消费总额略有变化。”杨伟民表示。
陈琦伟指出，从国家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2018年注定是中国经济发展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因为国内外因素的叠加，中国经济实质性地进入转型期、调整期。社会零售总额增速的下降有其逻辑，很重要的是中国集团性消费支出下降，因为企业消费支出在下降，特别是民营企业。
如何增强消费持续增长的能力？减税降费、推动收入分配改革，是较为普遍的建议。
杨伟民表示，现阶段要适度考虑如何降低宏观税赋，增加居民收入，增加居民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在整个收入分配当中的比重。这需要降低宏观税负，包括减税、减费、降低社保费率等，还要简政放权。我们的政府层级太多，有些政策难以落实，五级政府存在层层递减的问题。
宗庆后也指出，需要降低个税负担，降低社保费率，这样消费才能拉动起来。建议政府下决心过紧日子，少收点税，减少基础设施投资，把财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上，用在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上。国家要让利于民、藏富于民，这样不仅能增加发展后劲，也是提高老百姓幸福感最有效的途径。
9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研讨会上表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在放慢是长期趋势，通过一些改革可以让其下降得慢一些。其中，需求侧的改革，包括改善收入分配；提高消费便利性；构造一个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完善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实现社会政策的托底。
“虽然在2008年以后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是不够明显，同时仍然保持在比较高的收入差距水平上。因此，改善收入分配可以显著地让那些消费倾向更高的社会阶层，提高他们的消费，支撑中国经济增长，同时也使我们的需求拉动因素更加平衡。”蔡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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