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8年10月30日
《联合日报·联合周末》头版头条

　　1992年8月,年仅28岁的硕士杨本伦自愿辞职回乡务农的消息传出,几乎让国家人事部所有的同事都目瞪口呆。
　　硕士当农民,顿时成为媒体上的重大新闻。
　　1992年10月，年轻的杨本伦义无返顾地扛起铺盖卷儿，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山东省沂源县东北庄。
　　中国第一个硕士村支书就此诞生。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批示：“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
　　1995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张全景对从沂源专程赴京参加抗战50周年纪念活动的爆破大王左太传说：“沂蒙山有你这样的老英雄，又出了个杨本伦，了不起。”他请左太传给杨本伦捎话：朱镕基副总理向杨本伦问候。
　　春去春来，花开花落。回乡6年的杨本伦，却在1998年春天到来的时候，带着无限的惆怅和伤感，悄然南下，去了广东。与当年不做京官做村官的豪情和轰动相比，杨本伦走得是那样的无声无息，以至于很长时间不为外界所知。
　　与此同时，来自沂源的小道消息却从来没有间断过对他的关注：
　　有人说，事关杨本伦的告状信，县里、市里和省里到处都是，杨本伦撑不住了；
　　也有人说，杨本伦的账目不清，吓跑了；
　　然而，很多普通百姓则不断念叨着杨本伦的好处。
　　日月轮回，世事沧桑，是什么原因使当年的杨本伦在一夜之间远走他乡？
　　杨本伦的出走，留下了一串谜样的问号。
　　10月15日，记者一路颠簸来到沂源县，一头扎进杨本伦爱过恋过、生活过工作过的蒙山沂水间……

葡萄架 纤维厂 告状信

　　东北庄距沂源县城足有40 多里路，是一个被群山包围的贫瘠山村。在村支部简陋的会议室里，接替杨本伦担任党支部书记的田宝光告诉记者：“这些年，从东北庄考出去的大学生有三四个，中专生不下二十几个，可回乡为老少爷们干事的，只有杨本伦自己。” 杨本伦曾经是东北庄人的骄傲。
　　1989年7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的杨本伦，被国家人事部考试录用司录用，不久便升为主任科员。
　　然而，就在前途一片光明之际，杨本伦却出人意料地放弃了这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做出了回乡当村干部的重大抉择。更有甚者，他连招呼都没打，就把妻子的户口也迁到了沂源。
　　对于这一切，不但一向支持和理解他的妻子感到委屈，年迈的父母同兄弟姐妹更是无法理解。是啊，当年杨本伦金榜题名，学业有成后又做了“高官”，他的亲人们从心里觉得高兴和荣耀。可是今天，他却回来了，不是衣锦还乡、荣归故里，而是自己扛着行李，住进了村委会破烂不堪的办公室。
　　村里的父老乡亲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在北京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一下子就回到了村里？面对如此矛盾的问题，朴实而又传统的乡亲们议论纷纷：杨本伦在北京犯了错误，被贬为民了；他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只好回乡当农民。
　　那么，杨本伦义无返顾离京返乡又为个啥？
　　地处偏僻的东北庄有2500口人，是石桥乡第一大村。1992年，每人摊不到一亩薄岭地的该村，人均收入不足400元，不仅没有任何集体收入，而且外欠12万元。自1984年以来，东北庄的班子换了五茬，上台的不安心，下台的不甘心。尤其致命的是，长期封闭在大山深处的农民有着异常顽固的守旧意识。或许，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落后观念和家乡的贫困现状震动了杨本伦，并最终使他走上了“硕士村官”的坎坷路。对此，村委代理主任杨本香深有体会：“这些年，本伦吃尽了苦，受尽了委屈。”
　　调整土地、 承包那会儿，杨本伦经常顾不得吃午饭，十天半个月回不了一趟家。
　　平坟建市场，他曾被人打得头破血流，打人的理由很简单：“你杨本伦不要祖宗我们要，狗日的说扒就扒？”没有人算计过，平均一个坟要补贴80元，七八百个坟得拿出多少钱来。这些年，为了申请贷款、争取无偿资金、上项目，杨本伦不知跑了多少腿、作了多少难。
　　为了尽快与村民“打成一片”，杨本伦不仅放弃了已学了十年还没完全掌握的普通话，就连老父病故时，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也顺应当地风俗披麻戴孝，拿起了哭丧棒。
　　“这是倒退呢，还是进步？”杨本伦有时真有些迷茫和苦涩。
　　其实，从杨本伦回到村里那天起，他就不再把自己看成是硕士，更不端“高官”的架子。他几乎没有一间固定的办公室，没有电话，没有一点取暖设备，更没有汽车可坐。
　　去新疆出差，他带了一大包袱煎饼，一袋咸菜。在外一星期，天天是咸菜煎饼，煎饼咸菜。
到鲁西南给村里买牛，他把驾驶室让给乡里的技术员，自己在车厢里与牛共眠。一天一夜的路，回到村里，他身上沾满了牛粪和尘土，脚面让牛踩得又红又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的东北庄村，原先的坟地建成了市场，数十家商铺占领了博沂路两旁，每逢集日，庄里人能挣回大把的钞票，东北庄人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商品意识。杨本伦当初贷款买来的黄牛，一头能卖到两千多块钱，各种果木也开始挂果。
　　田宝光告诉记者：“原来杨书记发动种葡萄时，一亩地给70个架杆还没人愿干，现在什么也不给，村民争着种。”
　　杨本伦的到来，终于使祖祖辈辈为贫困折磨的东北庄人打开了那扇尘封已久的山门。但是，东北庄这样一个大村复杂得很，族性、派性的争斗决不会因一个硕士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事实上，关于杨本伦用人、账目等问题的告状信几乎从来没有间断过。
　　记者手头上就掌握着一封"广大党员亲笔签名"的告状信，其内容实质有二：一是各级党委全力支持杨本伦的几百万元资金为何分文皆无？杨本伦在东北庄到底干了些什么？二是任命田宝光担任书记是不合适的。此类告状信是如何出笼的呢？
　　东北庄建国前的老党员、77岁的田茂发老汉告诉记者：“当时有人拿着签名单找到我，说杨本伦要走了，给村里拉了130多万元的饥荒，等于每个人都背了七八百块钱的账！我们得合计合计这些钱哪里去了，怎么还。”
　　就是这么一封偷梁换柱的告状信，居然让很多人信以为真。一位知情的村民告诉记者，四处张罗签名的人，不但连党员都不是，还因诈骗蹲过监哩！
　　杨本伦搞的企业都垮了，这是告状信中罗织的杨本伦的另一大“罪状”。耐人寻味的是，告杨本伦的人恰恰是被杨本伦弃用的那部分人，有的人在搞垮企业的过程中甚至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
　　东北庄的村办企业可谓是命运多舛。自1993年办制钉厂"碰了钉子"开始，蛇厂、酒厂，上一个垮一个。浓重的私心和低下的管理水平，使企业未及成型便走入了误区。
　　杨本伦发现了这些问题后，再办纤维厂时，开始亲自抓生产，纤维厂因此一度办得红红火火。
　　今年春天，县里调杨本伦到县委党校任副校长，为了使企业不至于重蹈覆辙，他下决心将纤维厂拍卖给个体经营，没料想却引来一片反对声。
　　如今，仍归属“村集体”的纤维厂已是杂草丛生，一个好端端的企业就这样无声无息地垮掉了，15万元的贷款也打了水漂。
　　据说，离开东北庄的头天晚上，杨本伦喝了很多酒，泪流满面的他甚至萌生了辞去一切职务，只在东北庄当个普通村民的念头。

两赴石桥乡

　　对于杨本伦这位一干就是6年的“硕士村官”，乡里又是如何评价的呢？
　　10月15日下午，记者来到石桥乡党委采访，办公室工作人员告知：书记们都已外出。
　　晚18：30左右，终于等来了党委副书记杨朝琪。谁只杨副书记边往家里走边说，有人在等着汇报工作。无奈之下，记者只好拨通了杨副书记的宅电。在电话中，杨副书记说：“人已走了，我不想多谈什么，更不想见报。”他问记者：“那么多新闻不跑，为什么非要搞这事儿？”在记者一再要求下，他说：“要找就找负责政工的陈副书记吧。”而记者在等待过程中早已知道，陈副书记恰恰出差在外。
　　显然，记者在这里成了“不受欢迎的人”。
　　第二天，记者再次前往石桥乡采访，并“成功”地在宿舍里见道了陈、杨两位副书记。
　　作为石桥乡的分管领导，两位副书记对杨本伦不做京官做村官的勇气表示充分的肯定后，告诉记者，现实与理想毕竟有一定距离，杨本伦缺乏农村工作经验，主要表现在用人更换太频繁，使换上去的人不安心工作，换下去的人则形成对立面；企业上得多、垮得快，没有形成很好的经济效益；由于经常外出，乡里的会议参加得少，对于一些善意的批评听不进去。

县委：“我们是出于对杨本伦的爱护”

　　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恩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杨本伦回乡后，办了不少实事，工作的出发点和热情都不错，但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实实在在地讲，如果再继续呆在村里，不但对全乡、全村的工作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他本人今后的成长也不利”，“根据东北庄广大群众、党员的意见，县委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将杨本伦调到县委党校工作。”
　　杨本伦也曾提出到企业去干点具体工作，或兼任东北庄第一书记，以便继续为村里发展争取资金、项目。出于种种考虑，县里没有同意杨本伦的最后一次要求。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本伦递交了停薪停职辞职报告，走出大山，南下深圳。
　　对于东北庄的班子建设，县委给予了杨本伦哪些支持呢？
　　面对这一问题，王恩明部长认为：“村级班子的选配由乡镇负责，县里一般不插手，应该说是一视同仁的。如果说对杨本伦有特殊的话，就是关心照顾有余，严格要求不足。5年换了47位两委委员，130多万元债务没着落，100多名村民联名告到省市，反映杨本伦的财务问题，是调离他工作的主要原因。”
　　采访中了解到，直到杨本伦离任，有关部门也没有对杨本伦的财务账目进行审计。那么，130多万元债务又是如何“算”出来的呢？看来只有问问杨本伦本人了。

杨本伦有话要说

　　离开沂源后，杨本伦先赴深圳，不久又去了广州。目前在某公司打工。
　　10月19日，通过一位知情人提供的电话号码，记者终于找到了杨本伦。
　　也许是千里之外又听到了熟悉的乡音，杨本伦的普通话很快就换成了流畅的山东腔。他坚定地告诉记者：“至今对自己的出走不后悔，正如当年立志回家乡发展一样。”
　　5年多的村支书经历让杨本伦既欣慰又苦闷。欣慰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毕竟使家乡老少爷们思想观念上有了某些转变，并为村里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苦闷的是，为什么干实事的人总得不到理解。他说：“就在今年春天为了完成乡里的收费项目，一位村干部被人用刀砍了手乡里却迟迟处理不了。刚上任时，会计的公章被抢，跑遍了乡里、县里、公检法，也是不了了之。对农村基层干部来讲，外部环境太重要了。上面不能只要求要、要、要，干、干、干，出了问题却不处理。”
　　杨本伦告诉记者，他最后算了一下，一共欠了30多万元的贷款。这些钱一半投到了纤维厂，一半投到了其它农业项目上。
　　听到“5年换了47位两委成员”的说法，杨本伦有点儿吃惊：“哪有那么多，包括正常换届吧！”他承认自己在用人上确实存在失误，但不至于那么离谱。“换下去的都是不行的，找好的又找不到，落后农村的班子建设太难了。”
　　杨本伦认为自己工作的另一大失误表现在办企业上，在缺乏优秀经营管理人才的落后农村搞企业，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反思。
　　杨本伦还会回来吗？
　　千里之外的杨本伦几度欲言又止。沉默，长时间的沉默，夜晚的话筒中几乎能听到他“嘭、嘭”的心跳……

杨本伦现象  话题刚刚开始

　　与当年辞京官做村官时的鲜花、掌声相比，杨本伦的黯别家园更有令人深思之处。
　　在沂源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副局级干部认为：“一位青年知识分子从国家机关再到农村最基层，本身就是一种跨越。这种跨越需要大家都来帮一把、扶一扶。如果能为杨本伦配备几名懂经济、会管理的同志协助其工作，也许他能很快完成这种跨越。思想解放更在于行动，邓小平能搞一个深圳特区，难道沂源县就不能搞一个东北庄特区？”
　　今年7月，一名叫张杰的淄博青年专程赶到东北庄，想亲自与杨本伦交流一下思想，没想到杨本伦却已悄然离去。失望之余，张杰百感交集。他痛苦地写下了自己的感受。也许他的观点有年轻人的偏颇之处，但他发出的呐喊却是振聋发聩的——
　　“一位敢于从权力和知识的高处一脚踏进权力和知识谷底的人，称得上是英雄。他能够清醒地意识到商品大潮涌动的农村，能够为自己施展才华提供广阔天地；他能意识到中国的第一国情是农民问题，农村是研究中国国情的了望哨和晴雨表，同时他还能意识到在一个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才干、无法实现自己志向和愿望的环境里，想干出一番事业是多么不容易。这大概就是杨本伦当初义无返顾地扑向生他养他的那片热土而现在又无奈远走他乡的缘由。”
　　“为什么能够豁出身家性命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有志者，却往往遇到一些人为设置的障碍，致使他们不能永远前行，甚至难以立足？我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实在无法按捺自己的激情，我要喊出我的心声。”
　　希望张杰的呐喊能够引起“同志”者的深思。（  该文先后被《民主与法制画报》、《北京青年报》、《读报参考》等报刊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