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只空荡荡的行囊，杨本伦已不知收拾了多少遍：一摞煎饼、两袋炒花生、几件换洗的衣服……
　　望着不知何时多出来的十几根火腿肠，杨本伦微微一怔。刹那间，妻子张成学的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她强抑住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轻轻说了声：“保重”。
　　杨本伦使劲点了点头，又下意识地摸了摸怀里的5000块钱，他知道，这是妻子求亲告友才借来的盘缠啊！为了事业，他欠下家庭的太多太多……
　　简单的行囊因了浓浓的爱意而陡然变得沉重起来。杨本伦默默无言，出门而去。
　　夕阳的余辉洒向大地，杨本伦斜长的身影投影成一个长长的惊叹号，消失在故乡沂源的地平线上。
　　历史应该记住这个极其普通的日子：1998年4月30日，中国第一位具有硕士学位的村党支部书记，黯然离职，像一只孤独的燕子，飞向遥远的南方，去找寻那片本该不属于自己的天空，踏上另一个别无选择的人生驿站。
　　别了，为之奋斗了6年的蒙山沂水；
　　别了，那尚不富裕的父老乡亲和一贫如洗的家；
　　别了，那挥之不去的流言蜚语。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
　　开往广州的59次特快列车在黑幕中疾行，杨本伦却怎么也无法入睡。那本用来解闷的杂志在泪水中越来越模糊，6年里，一个个难忘的日子又一一浮现在眼前……

昔日的豪情

　　1992年，中国迎来了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
　　1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阔别深圳8年之后，又一次踏上了这片改革开放的热土。
　　邓公南巡的一系列讲话，宛如一股巨大的冲击波，飞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改革的胆子要再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向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铿锵有力的话语让一个个热血青年周身沸腾。同许多年轻人一样，不少杨本伦的同学、同事也纷纷放弃了安逸舒适的工作环境，“下海”去了深圳、珠海等特区。同龄人闯与创的勇气让杨本伦赞叹不已。
　　那段时间，28岁的他陷入苦苦的思索中：“自己的人生坐标到底该如何定位？”
　　他曾向自己的家乡，山东省人事厅进行过试探。一位姓马的局长立即向他发出了热情的回应：“欢迎从人事部到省厅工作”。杨本伦犹豫再三没有下得了决心：“从中央部委到省直机关，究竟能得到多少磨练的机会？”
　　他也曾设想到广州，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去……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
　　杨本伦把小平同志的这段话读了又读，越读心里越明亮。
　　贫穷的家乡沂蒙山，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
　　“我能为家乡做点什么？我必须为家乡做点什么！”
　　杨本伦在东北庄长到18岁，是个地地道道的沂蒙山后生。
　　他的父母原来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企业职工。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他的父亲——一位老党员，响应组织号召，将一家五口送回了老家——沂源县东北庄务农，直到“文革”结束后，才陆续回城。1982年，学习刻苦的杨本伦考取了曲阜师范大学。山里的娃子上大学，不少老辈人都替他高兴：“总算熬出这个穷山沟了。”
　　命运也似乎对这位山里的孩子特别厚爱。
　　1986年，杨本伦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录取，成为一位研究生。
　　去北京读书，是多少学子梦寐以求的，由于家庭条件所限，他的同学——苦苦相恋的爱人张成学主动放弃了自己的这一追求，分配去了潍坊，省吃俭用全力支持杨本伦去圆这个梦，这个两个人都渴求的梦。
　　直到今天，他的大学同学、好友许志强还清晰地记得写在杨本伦毕业留言簿上的那句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大丈夫”。
　　1989年7月，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的杨本伦走出象牙塔，走进国家人事部考试录用司明亮的办公室，成为当年为数不多的留京大学生之一。
　　杨本伦以沂蒙山人特有的淳朴和踏实很快赢得同事、领导的信任。他刻苦钻研业务，虚心向老同志请教，领导也对他寄予厚望，先后派他到武汉、潍坊等地挂职锻炼，并很快升为主任科员。
　　1992年8月，就在杨本伦的仕途蒸蒸日上之际，他却将一封“辞职回家乡务农”的报告递到了部领导的手里。
　　消息传出，几乎让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
　　放着京官不做，偏偏要回乡当农民。这在国家机关尚无先例。
　　部里的领导一时拿不定主意，好心的同学同事都劝他：“千万别感情用事”。
　　杨本伦笑笑，不为所动。有一天，恰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到人事部考察工作，部里的领导同志向朱副总理汇报了杨本伦的辞职请求。朱镕基耐心听完，点点头，当即批示：“本伦的选择代表了一个方向。”
　　1992年10月，杨本伦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之久的家乡，不是荣归故里，而是扛着简单的铺盖卷儿，顺着当年父亲走过的路，一头扎进了破旧不堪的东北庄村委会。
　　回东北庄，杨本伦没有给自己留一丁点退路。
　　他一个电话打到妻子张成学所在的单位，用不容商量的口气告诉张成学：“我已到沂源，县里照顾咱俩，把你安排到环保局工作。收拾收拾，快把家搬来。”
　　妻子一路颠簸赶到沂源，一看就傻了眼：“说回山东不假，怎么一杆子下到了底儿？”杨本伦趁热打铁，又提出将两人的户口落到东北庄。这一回，妻子没有同意，县里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也没有同意。
　　由于住房紧张，环保局暂时腾出间仓库让小两口暂时安了家。
　　对于杨本伦的选择，不但一向支持理解他的妻子感到委屈，年迈的父母及兄弟姐妹们也无法理解。他的姐姐好心地出起了主意：“本伦，锻炼几年，抓紧回去……”
　　“硕士生干吗到咱穷山沟来当村支书？是在北京犯了错误被贬为民了，还是在大城市混不下去了？是曲线升官捞足了资本再往上爬，还是真心带领老少爷们发家致富？”朴实而又传统的村民更是百思不得其解。
　　猜疑与敬佩、困惑与观望的目光交织在一起，杨本伦感到了一股压力，沉甸甸的。

舒心的汗     痛心的血

　　杨本伦任职的东北庄距沂源县城 足有40多里路。一条博沂公路途经村头，交通还算便利。然而，笔直的柏油路并没有给保守的东北庄人带来多少实惠。那些年，外地人初到沂源，打听东北庄的位置，总会有人指点：“好找，顺着公路一直往前走，看到路边一大片坟地就是。”
　　这样的话，出来乍到的杨本伦听到了不止一次，每次都感到脸上阵阵发烫：“黄金宝地干吗让一些死人占着？”
　　应该说，回乡干村支书，杨本伦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但走马上任一考察，困难远比想象中的多。
　　东北庄村2500口人，人均不到一亩薄岭地。为了分地谁都不愿吃亏。没办法，前任支书索性将土地分成三六九等，好中差搭配着分。结果，每一家的地都是东山一块、西山一撮，成了名副其实的“扁担地”。
　　全村不但没有一点集体收入，而且欠着一屁股外债。杨本伦粗略一算，足足有十几万。
　　村两委班子也不团结，仅从1984年开始就换了五茬人，受族性、派性影响，上台的不安心干，下台的不甘心看。大伙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尤其要命的是，村里的老少爷们，宁肯蹲在太阳底下看蚂蚁打架，也不想想办法挣点活钱。
　　怎么办？千头万绪，杨本伦决定从调整土地入手，搞连片承包，为发展高效农业打打基础。
　　1993年春天，杨本伦经过一冬天的调查研究，推出了土地调整方案：全村2000多亩土地，按春田地、良田地分开，每户一大片，每户两三亩，好地少一点，孬地多一点。连片开发，集中管理。
　　然而，分地必然触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你杨本伦没私心，领着分地的其他干部不一定没杂念。这地咋这么个分法？”
　　那段时间，不断有村民找杨本伦要说法，几个钉子户硬是说什么也不让别人在原先属于自己的地盘春耕。
　　困难重重，村委主任撂挑子不干了。
　　杨本伦急火攻心，一下子病倒了。“为了带领乡亲致富，自己没白没黑地干，十天半个月回不了一趟家。老百姓咋就不理解？”杨本伦爬上北山，委屈的泪水刷刷直流：“为什么在农村干点事儿就这么难？”
　　阵阵凉风袭来，杨本伦从困惑中清醒过来：“这点挫折都扛不住，还配干什么村支书！”
　　杨本伦下定了决心。有人将村里的高音喇叭线剪断，他找来电工立马接上；有人半夜三更往自己兼作宿舍的办公室扔石头，他将石头拣放一边，倒头再睡。
　　终于，土地调整如期完成。看着人欢马叫的春耕场面，杨本伦长舒了一口气。
　　东北庄是石桥乡的第一大村，干部检查工作，迎来送往的事不断。前几任支书在台上时，每当上面来人都大鱼大肉，喝得不知东西南北才算完事，老百姓意见很大。
　　对于这种工作作风，杨本伦很反感。他上任之初就给村里立下了规矩：上面来人一律“四菜一汤”，不上酒。村干部陪吃，自掏腰包。
　　一次，省城一位记者专程赶来采访，县里有关部门派了人陪同。吃午饭时，杨本伦讲明了规矩。最后诚恳地说：“你是省里下来的记者，按说怎么也得敬两杯，但自己定的规矩不能破。要不，你自己喝点儿，就算支持我的工作。”话不多，却让那位记者连连摆手。直到现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这位记者还赞叹不已：“这样的村支书，难得！”
　　为了让村民不拿自己当外人，杨本伦放弃了那口练了十年之久的普通话，换成了地地道道的沂源土腔。
　　渐渐地，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杨本伦开始着手平坟地建市场。谁知，却引起轩然大波。
　　当时，相邻的石桥村有一个自然形成的集市，这个集市就建在河滩里，不但东北庄人赶集不方便，也很难吸引外来的客户。杨本伦决定利用博沂路的路域优势建个市场，让方圆十几里的老百姓都有个方便的买卖场所，带动村里其它行业的发展。
　　村子本来就人多地少，总不能毁掉良田建市场，怎么办？杨本伦把目光盯在了路旁那一二百座坟茔上。
　　搞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向传统的意识挑战！
　　不出所料，听说要平掉祖宗安息的老坟，绝大多数村民都反对。有些老人更是指着杨本伦的鼻子直骂：“你小子有种，从北京回来没干多少好事，先灭俺的祖宗？！”
　　没有人算算，平一个坟得补贴80块钱，一二百个坟得花多少钱？为了筹钱，杨本伦“烧香拜佛”不容易。
　　钱齐了。杨本伦第一个就平掉了自己的祖坟。在他的带动下，一户、两户……不少通情达理的村民含泪平掉了自家的坟头。但是，更多的人坐在自家的坟上不让动，被换下来的人乘机煽风点火，“要打这个狗日的！”
　　倔强的杨本伦火了！他摸起铁锨，向那些钉子坟掘去……
　　冲突随即发生，杨本伦的衣服被撕破、扣子被扯掉、拳头雨点般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血，顺着他的面颊流了下来。
　　杨本伦赤着膊，像一头发了疯的狮子，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铁锨……
　　人们被震慑了，两天后，最后120座坟头被彻底铲平。一星期后，一座崭新的中心集市出现在博沂路旁。
　　杨本伦将那件血衣仔细洗净，叠平，又花了20多元买了件新茄克衫。他怕妻子知道真相，他不愿让妻子再为他担惊受怕。在妻子一句“当了村支书会买衣服了”的调侃声里，他悄然踏上了外出考察的路。
　　真心实意为村子办事的书记被打，那些打抱不平的村民不干了，他们纷纷跑到县里去告状，为杨书记鸣不平。善良的人们四处打听，找到杨本伦的家，坐坐就走，最后只撂下一句话：“杨书记千万别不干了。”望着一拨又一拨前来的村民，张成学预感到出了大事。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杨本伦被打的消息才传到她的耳中。
　　市场建起来了，麻烦接踵而至。
　　尚不知“竞争”为何物的邻村百姓眼红了。自己村的集市一天天萧条，东北庄的大集却日渐红火。“这个北京来的杨本伦莫不是成心断俺们的财路？”
　　于是，每逢大集，村民便紧急出动，设哨立卡，千方百计阻止客户前往。强拉硬拽把人往河滩里拖，稍有不从，便大打出手。两个村子之间对立升级，冲突不断。
　　杨本伦多次向乡里打报告请示：要么将两个集的日子错开，要么各干各的，让赶集的人自愿选择。
　　手心手背都是肉，乡党委、政府一时无法定夺。
　　为了给乡里施压，石桥村的村民竟封了乡政府的大门。直到县里一位副书记出面做工作，被垒起的乡政府大门才得以打开。接着，石桥村的干部群众又联名1266人，写信上告、上访，直闹得沸沸扬扬，让许多领导对杨本伦“另眼相看”才了事。
　　如今，路两旁已是集市林立，店铺相连了。平坟建市场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不但让东北庄人有了越来越强的经商意识，也让十里八村的百姓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
然而，要真正完成从大学生、机关干部向村党支部书记的角色转变，远非“脱下学生装，换上粗布衣”那么简单。
　　长期生活在大城市，杨本伦更感兴趣的是“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这种机制在保守落后的农村显然缺乏存在的土壤。因此，在东北庄班子调配上，杨本伦就吃够了“理想化”的苦头。私心重的会计，换！缺乏开拓意识的副书记、村委主任，换！单纯的杨本伦绝对没有想到，换来换去，竟为自己树起了一个个对立面。“换下去的人都是不行的，可找能力强的又找不到，农村的班子建设太难了。”对此，杨本伦也很苦闷。
　　也许，正如每一位探索者都会遇到挫折、歧路一样，缺乏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杨本伦踏上的这一条村官之路，注定是一条成功和失败交织的路。
　　命运多舛的村办企业便引人三思。
　　杨本伦回村后，最先办的是制钉厂。设备是别的企业淘汰下来无偿支援的老设备，人员是没有一点技术、经验的村民，种种先天不足，注定了东北庄村办企业必然以“碰钉子”告终。
　　之后，杨本伦又先后上马了蛇类研究所、酒厂。一位村民回忆说：“杨书记经常出差，管企业的人又瞎胡来。一过冬，蛇冻死不少，真让人心疼。酒厂酿出的第一缸酒别提多好喝了，再往后，工人们便往瓶子里灌水。”
　　公允地说，这些项目的下马，既有考察不准的原因，又是重上轻管所致。
　　直到1996年初，纤维厂上马时，杨本伦终于下了决心，亲自靠上去抓企业，那时，纤维厂一度效益不错，仅给村里提成便能达到十几万元。
　　“一个负责全村方方面面工作的支部书记竟沦为村办企业工头，喜耶？悲耶？”杨本伦的笑容里多少有点苦涩。
 　　好在杨本伦渐渐悟到了更多的“为村官之道”：与其投入大量资金搞见不到多少效益的村办企业，不如将这笔钱投入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养殖、种植业上去。
　　搞山地绿化，杨本伦同村民一同上阵，愣是在石头窝里刨出个树坑，再培土灌溉。原先年年绿化不见绿的凤凰山上如今已是雪枣累累。全村果园从无到有已发展到1000多亩，人均达半亩果园。发展葡萄园，杨本伦争取到一批无偿支援的架竿，种一亩送70 个。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田宝光说：“当时没有多少人愿干。现在，什么也不给，争着种！”
 　　这就是进步。
　　老百姓的落后保守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去承担一丝一毫的风险，杨本伦便努力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
　　1996年，他申请来了周转金养牛，赴鲁西南买牛时他把驾驶室让给了技术员，自己跳进车厢与牛挤在一起，脚面被牛踩得青一块紫一块。回到村里，杨本伦马上制定出一系列优惠政策，特困户一分钱不收。为让大多数村民买得起，他把价格定到了最低，且三年以后再付款。村民田洪海感激地回忆道：“俺家从村里牵回来一头牛，现在已繁殖到六头。就凭这一点，俺从心里感激，是杨书记让我们以前不敢想的事变成了现实。”
　　1997年底，调任的老县委书记专程赴东北庄看望杨本伦，高兴地勉励：“本伦，好好干！”杨本伦则向老领导汇报了《东北庄2000年开发规划》的进展情况。

含泪的弃守

　　5年多的艰苦创业，东北庄的各项基础设施有了长足的发展，人均收入也由1992年的不足400元增至1800多元。更为可喜的是，村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向商品经济，东北庄人心头那扇尘封的山门终于砰然洞开。
　　杨本伦踌躇满志，有了更高的追求。他先后多次打报告，申请贷款发展小尾寒羊，并求得了人事部老领导的大力支持，他买回两头羊做对比试验，小尾寒羊1个月能长10多斤肉，效益可观。
　　就在这时，积淀多年的矛盾爆发了。为了完成乡里的收费项目，村委主任被砍伤了手，原来的村会计又设计抢走了现任会计的公章，杨本伦找到乡里、县里、公安、法院，最后仍是不了了之。一些被杨本伦弃用的人再次祭出上告的“法 宝”，联名要求清查杨本伦的账目。
　　解决矛盾远没有回避矛盾简单，县里决定将杨本伦调离东北庄，去县委党校干副校长。
　　杨本伦首先想到的是那个还算红火的纤维厂。这是东北庄仅有的村办企业，谁又能担当起企业兴衰的重任。他最担心的是自己一走，企业很可能就此垮掉。那样，35万元贷款就会转嫁到村民头上。考虑再三，杨本伦决定先为企业找条“活路”：拍卖给个体经营，贷款一并转移到承包者头上。谁知却招来一片反对声。
 　　如今，仍属村集体的纤维厂已是杂草丛生。
　　杨本伦甚至萌生了辞去一切公职，回村务农的想法。他倔强地认为，即使公开选举，自己也能再次当选村支书。
　　最后，他无奈地接受了县里的调动，只要求挂名东北庄第一书记，以便促成那个小尾寒羊的引进项目。
　　杨本伦离开东北庄的头天晚上，几个不错的朋友相约为他送行，祝贺他“高升”。杨本伦喝得大醉。他知道，所有的要求都已被彻底拒绝，他惟有对酒一哭！
　　几天后，一份“停薪停职”报告摆到了县委主要领导的案头。杨本伦只身南下，远走他乡。
　　在杨本伦家，笔者几乎找不出几张杨本伦一家三口的合影。他的妻子张成学指着手头上仅有的一张合影告诉我，这是当年去潍坊接杨本伦病重的父亲时，他的叔叔用傻瓜相机抓拍的。杨本伦一走，这张照片便愈发珍贵了。
　　如今，杨本伦的父亲已作古，为人子，他所尽的孝道是那么不够；为人父，他留给女儿的父爱太少太少了。
　　6年的村官生活，杨本伦欠下的感情债不知何时能够偿还？！

你在广州还好吗？

　　当年辞京官做村官，如今离家乡走他乡，硕士村支书黯别家园的消息在杨本伦出走半年后经媒体披露，顿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根据一位知情者提供的电话号码，笔者终于找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杨本伦。
　　他坚定地告诉记者：至今对自己的出走不后悔，正如当年立志回家乡发展一样。欣慰也好，苦闷也罢，“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他要在市场经济最活跃的沿海一带抓紧补补课，他感到自己的知识落后了。
　　同当年一样，杨本伦今天的选择依然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到达广州后，他先后换了三家企业打工，择业的标准只有一个：能不能学到最先进的管理知识。为此，他从来没有想过与同在一个城市的昔日同事联系，虽然他们现在都已腰缠万贯。他也断然拒绝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在内的多家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从骨子里便不想成为一个公众人物。时间对34岁的杨本伦来说太宝贵了，他希望我的采访是新闻界对他的最后一次打扰。
　　猛然间，笔者的脑海里闪现出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
　　也许，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命题太大了，仅靠一个杨本伦、李本伦根本无法破解，但我的心底还是涌现出一个希望，就像今天人们总结改革开放20年，总也忘不了当初安徽凤阳小岗村那18条汉子一样，但愿20年后，为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做史的人也不要忘记：在1992年至1998年间，有一个叫杨本伦的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