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3月，克莱德曼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青年报记者钮明以一篇《生命的顿悟：蓝色克莱德曼》的大特写，抢劲了那次京城娱乐新闻 的风头。8年过去了，那篇美文让我过目不望。
　　2000年1月27日早晨上班的路上，我又想起了克莱德曼，因为我知道，盛中国和濑田裕子夫妇今天晚上就要飞抵济南，为生活日报创刊两周年举办音乐会。我想，这回能弄篇大的了。
　　那时，我刚到生活日报两个月，按照规定，还是见习记者，同事都没认全，可激情让我连艮都没打就闯进了分管采编的副总编支应琦的办公室，说完想法，支总一拍我肩膀，说：“好，德泉，放手干吧！”他不但给我找来音乐会的节目单，还安排让我和文艺部的记者一同晚上去机场接机，我就这样糊里糊涂抢了人家文艺部的“美差”。
　　我对盛中国的了解仅限于4年前听过他的一次音乐会，再就是手上的这张节目单。好在我采访过一位山东艺术学院的老师，还留了他的电话。
　　惟有“恶补”过关了。
　　打通电话登门拜访，那位老师热情地给我补起了声乐课，一个曲子一个曲子讲来历，说意境、表现形式等等，他的同行妻子则把相关曲目的一本本书籍找出来以备我加深印象。原来，4年前的那台音乐会，她为友情出演的濑田裕子翻过琴谱，还得到过盛中国夫妇的CD回赠。后来，我就把这个细节写进了文章的最后。
　　那位老师无意中发现了盛中国演出曲目中有德彪西的最后一首小提琴奏鸣曲，直称是国内演奏会很少听到的好曲子。我意识到这将是采访盛中国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了避免盛中国把我问露馅，愣缠着人家讲了一个小时的德彪西。中午时分，复印完一大摞资料，然后回报社消化吸收。
　　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恶补”中度过。其实，一个记者的知识结构需要多元化的，“恶补”不失为一种没有办法的好办法。接近6：00，设计完30多个问题，我和同事匆匆赶赴机场。
　　晚7：30，我被时任办公室主任的魏力指定，坐进了接盛中国夫妇的一辆黑色奔驰，开始 一路采访。
　　简单寒暄，我抛出了德彪西投石问路：据我所知，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作品在国内演奏者不多，听众更少。您为什么把这首德彪西的最后一部作品作为这次音乐会的首选曲目呢？
　　盛中国先是一怔，然后笑着对濑田裕子说：“他懂音乐哎！”
　　接下来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起来，30分钟的路上，健谈的他很快就回答完了我所有问题，还乘兴谈起他和濑田裕子的种种趣事，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他们对爱情、音乐的理解。
　　陪同盛中国夫妇吃罢宵夜，回家写稿。稿子以即将演出的音乐会曲目作各段小标题诠释内容，直写到次日凌晨3：00才罢手。
　　29日的音乐会现场，每个座位上都摆着登有那篇整版大特写的生活日报，此情此景，我心陶然。
记得在欢送盛中国成功演出回京的宴会上，他还念念不望那篇文章，并满意地称是： 见过的写他写得最好的文章。
　　“最好的”当然是溢美之词，但他不知道，我这个“知音”其实是个音乐的门外汉。见报稿的主题、肩题全部是当时分管文体中心的副总编冯慧君亲拟的。从采访成行到文章见报，我这个见习记者竟得到了两位老总的放行、指点。此情此景，至今还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