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命根子”上的“温柔一刀”，文中的中年汉子还会不遗余力地催生出几个招娣、盼娣，直至真正“来弟”为止。这让人想起了20年前看过的《 甜蜜的事业》，电影中那个干瘦的“小老头”就是这么将战斗进行到底的。
20年过去了，这次记者的奇遇，连情都没有，更没什么伦理道德，只有性。坦率地讲，是次交易：借你的种，生俺的儿而已。
这种“买卖”，不但违法，而且可怕。“借种”为什么会存在？生子观念为什么会在一代又一代人脑子里根深蒂固？我们不妨从历史文化、社会发展的角度做一下解构。
唐纳希尔在《人类情爱史》中认为：关系密切而有条不紊的家庭是承袭几千年的儒家思想中一个基本要素。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为了这一要素，这个极端严谨的哲学体系，竟会以最宽容的尺度看待性活动。其实，这要素说白了就是一种家谱文化在沿袭、在作怪。“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求：一个人必须把祖先的枝脉传递下去，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在这种传统观念里，女人似乎就只是传递香火的必要工具。
如果说几千年来农业的自然经济决定了田里怎么着得有个男劳力，那么，都快21世纪了，都市场经济了，那中年汉子都有车了，咋还那么“封建”？
经济改变了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改造又有哪些欠缺？关于这一点，新儒学的一代大师粱漱溟先生早在《乡村建设的意义》中就指出过：救助乡村要靠从旧文化里改变出的新文化。除此之外还靠什么？近读经济学家厉以宁的《转型期理论》并从中找到一答，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不应忽视掉广袤农村的。
两种欠缺都存在于现实，正是“借种”及类似什么荒唐事存在的土壤。（字数：650）

（2000年3月23日生活焦点《遭遇借种》快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