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泉

新闻报道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报道形式才能吸引读者。
    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两者是辨证统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都市类报纸的涌现，各种新闻报道形式不断出现、完善。这既是新闻实践的进步，也符合新闻创新的时代精神。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要求新的东西——形式和内容都要新。”
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新闻工作者开始运用介入性报道进行舆论监督和爱心事件的推进中来。但是，理论界对介入性报道的研究仍处于零散状态，介入性报道的理论明显滞后于新闻实践。
本文拟结合传媒的角色塑造，试图对多起介入性报道进行梳理，对其报道的技巧、合法边界以及报道者应该遵循的原则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一、 何为介入性报道？

在林林总总的新闻教科书上，几乎找不到介入性报道的定义，只是在《新闻报道形式大全》上出现过对干预式报道的简单介绍。
“什么是干预式报道？是记者和通讯员直接干预、直接介入某一事件所作的报道。”（1）
笔者认为，这是最简洁地接近于介入性报道特点的定义。但是，笔者并不倾向于把这种报道形式称之为“干预性报道”。任何新闻形式都是干预生活的，因此，干预式报道的概念不如定义为介入性报道更确切。这是因为，干预就是过问（别人的事情）（2）而介入则是插进两者之间干预其事（3）。
在大量的新闻实践过程中，新闻工作者的介入并不仅仅局限于过问这一手段。从新闻学的角度分析，过问其实是指到达现场、展开采访的过程，因此，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上干预的定义看，过问仅仅属于采访的基本要求和首要步骤。因此，笔者更倾向于运用介入性报道这一定义。
关于介入性报道的定义和运作方式，笔者曾经著文进行过多次业务思忖。
家住兖州的三位大学生兄弟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毅然提出愿为企业无偿工作五年甚至十年，以换取所迫在眉睫的医疗费。1999年9月8日，该消息经《生活日报》披露后，三学子“典身”的孝行在省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之后，《生活日报》一路追踪，相继发表了《“典身”引起师生共鸣》、《首位有心人来了》、《邓亚萍公司欲签心灵之约》、《谢谢您，家乡人》、《京鲁两地专家各抒己见：“典身”符合市场规则》、《“典身”救母情动四海》等消息，并在特别报道版推出长篇特稿，详细报道了大学生三兄弟的成长经历和发生在“典身”前后的感人故事。这些报道，随着数十家报刊的转载以及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积极参与，终于促成了三学子于当年12月25日与西安汉江药业有限公司的成功签约。企业愿预支工资买断在校大学生的未来若干年，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三学子欲“典身”救母》的消息获该年度大众日报社新闻奖一等奖、山东新闻奖二等奖。也是笔者对新闻进行介入性实践的一次尝试。
毫无疑问，新闻除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外，是能够干预生活的。但如何干预，干预的“度”如何把握成为困扰此次新闻实践的一个难点。我个人认为：为了让那些能够更好地倡导社会新风尚的新闻取得最大的社会效益，记者在完成报道事实的同时，是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介入推进若干新闻事实凸现、发展的。我姑且极不准确地将之暂称为“介入性的实践新闻”。这种先前报道和报道后的连续反映所构成的新闻事实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使原报道的新闻主体产生延绵的新的事实。由于记者的积极、介入性的实践，不仅强化了原有的新闻主体，而且拓展、衍生出新的子体。在这里，记者不能也没有制造事实，只是通过实践、介入，使原新闻主体更丰满、充实，直至产生新的飞跃，使主体的演变由一至二至三到整体的完成，但它又不同于新闻策划。
  三学子“典身”救母最终成功签约的例子证明，在这种新闻事实连续演变过程中，记者没有制造、夸大三学子的母子间感情，没有制造、夸大同情和支持，但同情和支持的确又是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只是，如果没有新闻媒体的积极介入，许多新闻事实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有更大范围的同情和支持。记者只不过是抓住线索顺势引爆了这样一次情感的拥戴，并用最快捷、有效的“导电”介质（介入性的实践新闻）迅速向社会予以传递。在这里，记者不再是被动地落在新闻事实后面追逐，而是前瞻性的推动新闻事实的发展。至此，传统的报道模式被突破。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记者的这种介入、实践必须遵循“有限主权”的原则，不能导演甚至是控制某些“子体的变异”。例如，最早提出欲签心灵之约的伟民邓亚萍公司，由于种种难以向公众说明的内部原因，最终放弃了他的承诺。对这种放弃进行如实的解释性报道不但会给一个曾经“示过爱”的企业带来一定不必要的消极影响，还会给读者造成媒体在向人家施压的感觉，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则又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签约自愿，记者只有保持中立不越位。如此，整个报道链条就存在了残缺的断环。有时候，这种难以弥合的断环甚至直接影响到其它新闻事实的出现。（4）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介入性报道的定义应该是这样的——
介入性报道是指新闻工作者直接插入某一事件所做的报道。采访者在完成报道事实的同时，通过积极的参与推进了若干新闻事实的凸现和发展，这种先前报道和报道后的连续反映所构成的新闻事实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使原报道的新闻主体产生延绵的新的事实，直至问题得以圆满解决。

二、 介入性报道的意义和作用

介入性报道更易于体现社会主义新闻的舆论导向作用

新世纪，新闻工作面临着新的形势，技术革命异常勇猛，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知识经济、信息社会、网络时代、经济全球化等如潮涌来，受众的信息来源更多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里，受众向新闻媒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预见性，新闻工作的预见性问题，实际上就是新闻舆论引导的先导性。新闻舆论要开风气之先，站在改革开放的潮头引导好舆论。
当新生事物刚露出嫩芽，当某种有全局意义的动向刚露头，当改革的某些举措业已起步并开始渐成趋势时，新闻工作者就要以极大的政治敏感与预见能力，紧紧抓住这些新事物新动向新趋势加以报道，从而形成舆论力量。（5）
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有着鲜明的导向性，凡是记者介入的新闻事件，一般都关乎精神文明建设的引导和对丑恶事件的揭露和鞭挞。正如毛泽东同志认为的那样，无产阶级报纸应有战斗性，“要尖锐、泼辣、鲜明”，毫不吞吞吐吐。因此，无产阶级的报刊应首先具备硬的品质，这样才能动员民众，鼓励士气。（6）而采用介入性报道，符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对宣传工作的要求。

介入性报道有助于塑造传媒独特的个性风格

社会期望是传媒角色扮演的依据。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传媒是读者喜欢的必要条件。个性与风格是自然形成的，但是它必需依赖于实践。
一方面，对传媒个性风格的认识来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这就是常说的“实践出真知”；另一方面，通过实践，检验对传媒个性风格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社会的期望。（7）
每一种新闻传媒，如马克思所说，“都应当（起初是单个地）表现出自己的特征”。（8）新闻传媒的个性风格，应当像“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9）
  早在100多年前的美国，普利策曾经与某报人进行过一场著名的争论：针对一张好报纸在于忠实反映昨天的历史之观点，普利策留下了这样的名言，他说：“忠于最高使命的报纸，必须关心明天应该发生的事，下个月、下一年要发生的事。必须让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发生……”
后来，普利策果然发起了一项为“自由女神”募捐的活动。其实，另一个报人的观点也完全没有错误，但是，报纸要想建立其在市场上的独立品质，仅仅传递新闻信息是远远不够的。无疑，普利策道出了新闻事业的一项崇高使命，那就是服务于大众，努力做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事情。(10)
从这个例子看，普利策发起的那项为“自由女神”募捐的活动可以看成是一次成功的介入性报道。

三、 介入性报道的运作规则

因天之时——“新闻酿造”与“新闻浓度”

在新闻实践过程中，运用“天、地、人”的有利因素，将报道置于集合状态下推出，是完全能产生“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传播效果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介入性报道中，新闻产生的时效性是保障成功运作的一个首要条件。
1999年5月28日《生活日报》发表《慈母欲献肾救女》的消息，就把握了介入的时间。早在5月份，我们就有两个新闻由头可以利用：一是红十字会成立纪念日，二是母亲节。经反复推敲，虽然红十字会对母女换肾作出了“全力配合，促成此事”的决定，但在红十字会成立纪念日前后发表，很容易将新闻做成一个其社团内部的活动。母亲节关注的主体是母亲，但这个节日体现更多的是家庭单元内子女对母亲的亲情。此时出手，温馨有余，震憾力则明显不够。如果不慎将报道弄成一锅“夹生饭”，既无助于问题的彻底解决，也会使报纸的形象受损。
编辑部决定将新闻选在“六一”儿童节前3天发表，是基于对“新闻酿造过程”的判断。
从时间上讲，新闻事实本身从传授到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有个量的积累过程。我姑且做一个蹩脚的比喻，称之为：“新闻的酿造过程”。如果酿造过程过短，“酒”会生涩，过长，则“酒”又会酸败。
“六一”儿童节是社会关注儿童群体的最高潮。但此时出手，人们的视线又会被同类题材分散，“六一”过后，社会对儿童的关注程度多少会减弱。根据新闻传播的速率理论推断，人们对新闻事件的最佳记忆保持值为一至四天左右，其中以第二、三天为最佳。基于以上思路，我们将新闻选定在5月28日（星期五）推出，这样，既不会因《生活日报》星期天照例休刊，对追踪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各媒体同类题材较量中先声夺人，使“新闻浓度”在“六一”那天达到最佳。（11）

就地之事——地域的亲和力与认知度

贴近性是完成介入性报道的另一个必要条件，只有是身边发生的事情，才能更好地引起受众的共鸣。
  事实上，像上面换肾的事件，几乎在全国每天都发生，亲属换肾也早进行过多例，但是，由于母女换肾在济南尚属第一次，因此，此次换肾的主体近在眼前，很容易使报道产生地域的亲和力，此为“地利”。事实上，记者的介入已经于发稿前开始了，请看——王广明找到了济南市红十字会的一位负责同志。该同志又与我取得联系，我们很快达成共识：一定要千方百计为其筹集到足够的资金。这之后，为了使策划更具可行性，我们先后走访了王鑫所属的市中区教委、市中区红十字会等部门。他们均表示，一旦发起救助，该区3万余名学生及老师将率先响应。所有的信息、调解反馈到编辑部……（12）

依人之利——给新闻一个加速度

《慈母欲献肾救女》之所以能追得有声有色，更得宜于编辑、老总们的悉心调度和版式版位、图片的精心包装。这个整合的过程凝聚了编辑部的集体力量和智慧。
先造势——《慈母欲献肾救少女》消息采用了《生活日报》极为少见的横向贯通设计，特大号黑体标题夺目。针对文章结尾处小王鑫“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的诉求，第２天发表了《慈母献肾，我献爱心》，及时作了引导。５月２９日、３０两天，发表了一系列的社会反响。５月３１日，更是拿出了头版头条，用了近半个版的篇幅予以强势处理。该文的标题采用了三行题，肩题突出了独家报道的反响，主题《慈母献肾，引起全国关注》，贴切抢眼，一下子刺激了读者的阅读欲，副题用两条热线的开通，强烈地体现了生活报人的积极参与意识。主题下的４篇文章均在１００～４００字左右，从不同角度报道了事件的进展。
后借势——新闻资源一经公布，便很快成为公共资源，与其各说各话，不如联手行动，在合作中求特色。《生活日报》不但将自己掌握的新闻事实同时告知电视台同行，而且充分报道了电视新闻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告诉读者小王鑫如何上了中央台，以及CCTV两条观众之声热线的背后发生了什么。(13)
这样做，既拓宽了报道的广度和深度，避免了满篇爱心满篇捐款的俗套，又“借势”为新闻的迅速传播附上了一个必不可少的“加速度”。从实践上看，这种“加速度”推动了传播效应，使该组报道在短时间内达到了采访者最希望达到的“新闻浓度”。

记者应有见微知著的敏锐发现力和把握全局的战略眼光

新闻敏感是一种迅速发现新闻的能力，发现力则是一种对新闻价值进行多方面综合判断的能力，它要求记者在采访中迅速判断某些事实的意义以及可以预见可能产生的作用，判断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在事物发展阶段上的影响力大小。《生活日报》把本能于周五发表的《血癌歌手  为爱而歌》推迟到下周一见报，已经预感到这一新闻能够做大，这样，既可以从容地利用2天时间走访更多的音乐界人士，传递信息，征求他们对义演的看法，又能通过持续一周的不间断追踪，迅速形成全社会关注的热点。

应有媒体合作意识和舆论互动的引导手段

新闻决不是站在大街上自说自话、孤芳自赏，作为反映舆论客体（现实社会某一客观存在的事实）的中介，其终极目的是要实现舆论客体与舆论主体（公众）的强烈互动。
以《血癌歌手  为爱而歌》为例：良子的音乐至今没能发行盒带，单靠一家纸质媒体显然无法形成形象立体的传播管道。因此，我们在连续追踪同时，开始着眼与不同媒体共享这一新闻资源，决心进行多媒体联动报道。我们首先找到同在大众报业集团的网站大众网，王涪京总编当即拍板，在网站推出专题《良子的天空》，并联系合作网站新浪网链接，频道部的同志把良子个人录制的CD转成了即可网上收听又可下载的MP3格式，把《生活日报》每天见报的追踪报道同步收入专题，并建立了网上留言板，如此，良子的故事和歌声便通过虚拟的网络进行了迅捷的视听传递。此后，记者与良子共同走进济南广播电台《含笑时间》，向广大听众讲述为贫困大学生募捐的“爱心百分百”，并积极联系，主动与济南交通音乐之声、齐鲁电视台、山东卫视等媒体共享这一新闻资源，那些天，济南的数千辆出租车里，弥漫了良子动人的歌声。
一致、强烈、持续的立体报道迅速聚焦了广大受众特别是济南市民的注意力，不少读者纷纷表达为贫困大学生慷慨解囊的愿望，公众的兴趣度开始升温。（14）

四、 介入性报道的采访自律

遵循“有限主权”原则，谨防“越位”

2000年12月12日《生活日报》省内新闻版载有这样一条新闻标题：“办假证的上了钩”。看新闻内容，报道的是去年11月底，桓台县委县政府办公地点附近一夜间贴出大量的制售假证广告，于是公安人员杜伟根据广告上的传呼号码，同制售假证的两名女子取得联系，巧妙引得对方上钩，没费多少周折，就将两女子抓获。看来记者同志的敬业精神甚强，为了取得现场第一手资料，全过程追踪报道了这次抓捕行动。这本来是件很值得称道的是，但从新闻中看，记者同志似乎把自己的位置摆错了。请看“上午8时，记者与民警来到县妇幼保健院，将医院门口周围监控起来，杜伟则在医院门口等“鱼儿”上钩。11:20，两女子给杜伟打来电话：‘地点改变，在工商银行桓台县支行门前交货。’记者与民警迅速赶往新的交货地点。”“11：40，杜伟与两女子接上了头。记者则与其他民警分布在周围的出租车上。”读了这两段情节，我不禁要问：记者到底是干啥的？您跟人家出警的公安人员采访呢，还是带领公安人员出警呢？您说“将医院门口周围监控起来”，请问你有这权力吗？再请看“12：00，两名办证女子终于从提包内将印制好的假证交给杜伟。看到时机已到，民警与记者突然一拥而上，将两名制售假证的女子抓获。”在这里，记者总算将“民警”摆到了前头，可见执行抓捕任务者应是民警，不是记者；但末尾一句“将两名制售假证的女子抓获”，却成了记者与民警共同“建功立业”了。请问记者同志，您的职责和任务是新闻采访呢，还是抓捕犯罪嫌疑人呢？（15）
从这个例子来看，记者的介入是不成功的，因为的职责和任务是新闻采访，而不是“越位”抓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越位”频频出现于介入性报道中。这说明，介入者没有树立起“有限主权”的意识，不明白“有所为有所不为”，“为”什么不“为”什么？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记者的介入必须遵循“有限主权”的原则，不能导演甚至控制一些“子体的变异”。

  社会人与新闻人——介入者的两种角色意识

在介入性的新闻实践中，介入者角色应该具有两重性。
记者首先是社会人。作为一个热心的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应对方要求见证签字是完全可以的。那篇《办假证的上了钩》的作者，如果以社会人的角色协助警察抓获犯罪嫌疑人同样无可厚非。问题是，记者在履行职务行为（采写）的时候，应该树立两种角色的剥离意识而不要混为一谈。利用记者的话语权把这些细节写入其中就有可能产生对两种角色的混淆，也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比如对如何表现自己的守侯过程、如何见证签字的描写，是否可以看成是不影响表现新闻事实的社会人责任而放弃写入行文中更好？
在介入中推进新闻事实的发展和记者的社会人意识，其实是有许多成功的战例：1999年元月，《新晚报》记者金炎参与策划并执行该报“老百姓”一号行动，“记者金炎帮你讨工钱”就是一起有着强大社会效益的介入性报道。
作为一个记者，她无疑已经超出了其职务行为的许多边界，因为一个月内，金炎为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拖欠工钱400多万的许多事情是根本无法报道的。但是作为一名记者的社会人角色，她的行为又何尝不令人敬佩的。
强烈的人文关怀是一张报纸赖以生存的生命体温，任何“跳出三界外”的记者和报纸都是可怕的，积极理性的介入性新闻实践应该成为更多青年记者努力的方向。

本文引用相关著述：
（1）林永年 《新闻报道形式大全》杭州大学出版社
（2）《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406页  商务出版社
（3）《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650页  商务出版社
（4）朱德泉 《在介入中推进新闻事件的发展》《业务研究》2000年第8期
（5）高挺先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础读本》山东人民出版社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7）吴庆棠  《传媒角色论》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69页
（8）《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第1页
（9）《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报刊》第10页
(10) 、（16）肖云《席文举新闻策划》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12）（13）朱德泉 《“天时地利人和”的巧妙运用》业务研究1999年第13期
（14）朱德泉  《让应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业务研究 2001年24期
（15）白衣 《记者是干啥的？》业务研究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