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泉

新闻阅评《读<50民工拿到七万过年钱>有感》  ,(见今年2-3期《业务研究》)在许多青年记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还有一部分刚刚参加工作的同志陷入了迷茫，对这种都市类报纸常常采用的介入性报道的“越位边界”产生了模糊的认识。结合《业务研究》连续两期对“记者是干啥的？”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一下更广泛的业务争鸣，这将对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青年记者大有帮助。
坦率地说，当我读了晚报的追踪报道，特别是50万民工拿到七万过年钱的时候，内心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替民工高兴的同时也替我们能有这样的舆论力量而骄傲。作为同样奔波在采访一线的同行，我甚至能想像出他们一次次奔走促成问题解决的艰辛细节。因此，对邢先生读罢此文的种种担心是不能苟同的。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分歧呢？笔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有可能在于对客观报道的不同观点所至。笔者此前在一篇《在介入中推进新闻事件的发展》（《业务研究》2000年第8期，后获大众新闻奖论文二等奖）论文中表达过这样一个观点：记者在完成报道事实的同时，是可以通过积极的参与、介入推进若干新闻事实凸现、发展的。我姑且极不准确地将之暂称为“介入性的实践新闻”。这种先前报道和报道后的连续反映所构成的新闻事实间的中介作用，可以使原报道的新闻主体产生延绵的新的事实。由于记者的积极、介入性的实践，不仅强化了原有的新闻主体，而且拓展、衍生出新的子体。在这里，记者不能也没有制造事实，只是通过实践、介入，使原新闻主体更丰满、充实，直至产生新的飞跃。
我个人认为，正是晚报同行的介入性的追踪报道，才有了“民工最终拿到过年钱”这一新的子体的衍生的。“把有争议的问题不偏不倚地报道给公众”，然后等待他们走司法程序的话，决不是“一名合格记者的惟一选择”，因为，在一个法治完善的社会，每个人的责权利都能有相应的制度、规则来保障和制约。如果法制尚不健全的社会就会产生许多不对等的倾斜。一名合格记者面对弱势群体的困难是不会袖手旁观的，拿50名温饱都难以解决的民工来说，他们根本就不可能有打官司的财力和能力甚至于漫长的时间。在很多时候，新闻记者只能无可奈何地充当他们其实本不该也乏力担当的角色，虽然他们也知道自己力量有限，也知道根本的出路在于法制的完善。然而，我相信每一个有良知和责任感的同仁都无法漠视那一双双充满忧郁的无望的眼睛。
《读》文认为：“新闻写作的至高无上的原则，就是记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客观公正地报道新闻事实”，“作为新闻记者，无论怎样献身于某一事业，也无论他多么同情某一群人或某一政治主张，他们在职业上应当永远保持中立。只有把事实摆出来，让公众去评说，这是最有力的表现。”
这其实涉及到对发纫于西方的客观报道的认识问题。我认为，客观报道的确曾一度被新闻记者奉之为圭臬，但其自有其“命门”所在。这“命门”就是采访者人为地与新闻事件隔离开来，完全摒弃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分析。
记者决不是简单地提供信息的“录音机”。即使西方记者的所谓客观报道也是巧妙地通过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将自己的倾向性隐秘地表达出来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更有着鲜明的倾向性。只有能成为社会公器、代表公众利益的新闻才会有着鲜活的生命力。这一点，原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先生在《喉舌论》中有着精辟的阐述。江总书记对大众日报的题词：“永远和人民大众在一起”更给我们提出了方向性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是，新闻记者的这种介入必须遵循“有限主权”的原则，不能导演甚至控制一些“子体的变异”。 白衣先生对去年12月12日《生活日报》上那篇《办假证的上了钩》一文（见今年第一期《业务研究》）的批评也非常中肯地指出了一些介入性报道存在的问题。
任何超过“有限主权”的做法都是“越位”的。从纯业务的角度看，晚报的那篇文章写作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比如邢先生指出的“以记者身份见证签字”的细节就驱使我思考：在介入性的新闻实践中，介入者角色是否应该具有两重性。
记者首先是社会人。作为一个热心的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应对方要求见证签字是完全可以的。那篇《办假证的上了钩》的作者，如果以社会人的角色协助警察抓获犯罪嫌疑人同样无可厚非。问题是，记者在履行职务行为（采写）的时候，应该树立两种角色的剥离意识而不要混为一谈。利用记者的话语权把这些细节写入其中就有可能产生对两种角色的混淆，也很容易引起受众的反感。比如对如何表现自己的守侯过程、如何见证签字的描写，是否可以看成是不影响表现新闻事实的社会人责任而放弃写入行文中更好？
在介入中推进新闻事实的发展和记者的社会人意识，其实是有许多成功的战例：1999年元月，《新晚报》记者金炎参与策划并执行该报“老百姓”一号行动，“记者金炎帮你讨工钱”就是一起有着强大社会效益的介入性报道。
作为一个记者，她无疑已经超出了其职务行为的许多边界，因为一个月内，金炎为3000多名打工者讨回拖欠工钱400多万的许多事情是根本无法报道的。但是作为一名记者的社会人角色，她的行为又何尝不令人敬佩的。
强烈的人文关怀是一张报纸赖以生存的生命体温，任何“跳出三界外”的记者和报纸都是可怕的，而我个人认为，积极理性的介入性新闻实践应该成为更多青年记者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