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暴力执法，用膝盖锁喉8分46秒致死，由此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活动，弗洛伊德在临死前不断呼救和哀告，他的那句“我无法呼吸”成为此次抗议活动中标志性的话语，也构成当下疫情灾难中美国少数族裔所面临极端困境的一个隐喻。这场冲突也是自1619年第一批黑人登陆北美后，400年来积累的愤怒与悲伤受到美国警察与司法体系针对黑人和少数族裔系统性种族歧视刺激后的强烈爆发。目前，美国全境已有140多个城市出现大规模抗议示威，已有逾1.35万人在骚乱和暴力冲突中被捕。

　　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问题根深蒂固。白人至上主义深刻影响美国各个层面，在教育、就业和社会福利等领域，以非洲裔、拉美裔、亚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被锁定在中下层甚至底层。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效应下，少数族裔损失惨重。在全美新冠肺炎疫情致死病例中，白人占比52.3%，非洲裔占22.4%，拉美裔占16.6%，亚裔占5.8%，而以上四个群体在美国人口总数中的占比分别为62.1%、13.2%、17.4%和5.4%，显而易见的是，少数族裔的死亡率远远高出其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而非洲裔尤其如此。长期以来，结构性的种族主义使众多黑人家庭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负担得起的住房和经济保障，而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这些不平等变得更加明显。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在非洲裔聚居的地区，新冠肺炎感染率和死亡率分别为白人集聚地区的3倍和6倍。从各州的数据看，密歇根州非洲裔人口占总人口的15%，而非洲裔感染者占全州确诊人数的33%，死亡病例占总死亡病例的40%；堪萨斯州的非洲裔占总人口5.7%，却占死亡病例的29.7%。处于疫情震中的纽约市，非洲裔占全市人口的22%，而死于新冠病毒感染的患者中28%为非洲裔。

　　进入六月，美国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发酵，拐点仍未出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月5日，美国累计确诊超192万例，死亡达110179例。美国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而不同族裔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明显，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进一步恶化了少数族裔在生命健康权上面临的各种不公。科学研究表明，基础疾病与新冠病毒感染之间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而且还会导致新冠肺炎向重症转化，进而产生更高的死亡率。相比白人而言，非洲裔在政治经济领域长期被边缘化，社会地位低下，经济状况不佳，饮食结构不健康、生活习惯差，在罹患心脏病、中风、肥胖、糖尿病、癌症等重症疾病的比例一直在高位徘徊，这使得他们更易成为新冠肺炎致死的高危人群，因而面对病毒时也更加脆弱。随着疫情的大范围扩散，政府关闭部分医疗设施，并对医疗补助计划和联邦医疗保险等公共医疗保险计划设置上限，导致更多少数族裔缺少足够的医疗保险，这与美国疾病治疗费用高涨形成恶性循环，非洲裔染病后就诊意愿降低，最终使少数族裔难以防控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中非洲裔的高死亡率正是美国长期不注重保障少数种族的健康权所导致的恶果。非洲裔社区的医疗机构通常只能提供质量较低、种类有限的医疗服务，居民常常无法获得及时有效的医疗救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非洲裔社区缺乏对于新冠病毒威胁的早期预警，而随后联邦和地方政府对疫情发布的信息互相冲突，宣称“非裔对新冠病毒免疫”的谣言一度满天飞，进一步延误了相关防疫措施的出台。随着美国新冠病毒检测的全面铺开，白人的发病率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是这些检测主要集中在以白人为主的富裕郊区，少数族裔社区附近的检测机构很难及时获得相应的检测设备和防护用品，因此，当非洲裔美国人出现咳嗽、发烧等症状时不能得到及时的检测，导致疫情进一步蔓延。

　　疫情带来经济状况的急剧下滑是少数族裔遭受的又一重大打击，其中尤以非洲裔和拉丁裔为最。在弗洛伊德死亡当日，美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4100万，失业率高达17.2%，美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少数族裔的生活雪上加霜，非洲裔美国人的实际失业率已经高达20.7%，拉美裔也上升到18.9%，几乎是白人失业率的两倍，是名副其实“最后被雇用，首先被解雇”的群体。据2020年美国劳工局最新的统计数据，非洲裔全职工作的周薪中位值平均比白人低近30%，拉美裔的周薪中位值平均比白人低40%；非洲裔家庭缺乏养老储蓄金的比例为62%，拉美裔则达到69%。疫情造成非洲裔和拉美裔失去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愤怒情绪进一步发酵。弗洛伊德在被捕前处于失业状态，他被逮捕的原因就是使用20美元的假钞消费，弗洛伊德之死成为少数族裔反抗社会不公的导火索。

　　在疫情升级后，美国政府号召人们留在家中，但是缺乏稳定工作、经济收入低下、家庭几无储蓄的非洲裔抗御风险的能力低下，不得不冒险继续出门工作。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他们的工作环境往往是杂货店、公共交通系统和医院等人群聚集但收入微薄的场所，致使其在工作和通勤时暴露在危险之中。此外，很多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庭仍然是多代同堂的大家庭模式，住房条件简陋，许多人同处一个屋檐下，想要在居家防疫中保持安全距离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新冠肺炎疫情后，因违反6英尺的社交距离规定、出于非必要原因乘坐公交汽车等原因导致的违法犯罪行为主要发生在有色人群身上，这些罪犯被投入堪称病毒培养皿的美国联邦和地方监狱，致使非洲裔的染病情况进一步加剧。

　　在包括白人在内的所有族群中，亚裔的人群感染率最低，社交网络的发达和东亚地区成功的抗疫经验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比如，亚裔人群很早就开始实行保持社交距离的做法，还率先戴口罩防疫。尽管亚裔在抗疫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但还是遭到疫情次生灾害的影响。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的对亚裔的歧视在疫情中更急剧恶化，对疾病的恐慌催生越来越多的种族主义攻击。自疫情发生以来，部分美国政客为了避免被民众追责，持续抹黑中国，反复炒作“中国病毒”“武汉肺炎”等歧视性称呼，炮制“病毒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将病毒传播给美国”等言论，甚至抛出多项针对中国“追责”“索赔”的滥诉计划，将新冠肺炎疫情政治化，煽动种族仇恨，美国亚裔成为种族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据统计，目前全美各地每天报告的以言语辱骂和身体攻击等形式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达到100多起。对亚裔的歧视也传导至工作领域，亚裔失业率迅速升高。据美劳工统计局数据，今年4月，美国亚裔的失业率由去年同期的2.1%飙升至14.3%，超过白人的13.8%。

　　疫情与经济衰退互相叠加，导致美国的族裔图谱日益极化，种族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低收入、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社会底层民众的生计和健康受到最大的影响。美国部分政客的种族主义言论使得不同族裔之间的裂痕愈加明显，社交媒体上种族主义言论的发酵也为现实生活中的种族撕裂提供了助燃剂。在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威胁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同时，种族问题恐将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严峻的疫情和社会形势警醒美国的政治领导人，是时候停止疫情政治炒作，打破族裔藩篱了。

　　（作者：冉继军，系外交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