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日难民问题再次引发关注，德国之声电台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准备好迎接下一轮难民潮了吗？

　　8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柏林召开了夏季例行记者会。

　　5年前德国总理默克尔曾在这里表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能做到。

　　这被视为默克尔15年总理生涯里影响力最大的承诺之一。

　　因为随后默克尔就打开了边境，成千上万的难民在几周内通过巴尔干路线涌入德国。

　　难民（2015年）：我们正在等待文件，然后我们要去德国。

　　5年后，在记者会上默克尔表示，今天的她仍会作出同样的决定。

　　而德国媒体发出灵魂拷问：我们到底做到了吗？

　　远离家乡、逃离战火动荡，来到德国的异乡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

　　5年前，开放边境后，德国接纳了超过100万难民，翰博尔和巴罗尔是其中两人。而他们，代表着前往欧洲的难民们两种不同的境遇。

　　叙利亚难民 翰博尔：我叫翰博尔，今年31岁，2015年来到德国，我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叙利亚。工作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全部。

　　我对逃亡没有恐惧，只有时常的饥饿感和疲惫感，渴望在一张真正的床上睡一觉，而不是在地上。我在叙利亚的时候是医生，我希望在德国接受职业培训，继续从事这个行业。在德国，没有行医执照，是不能给人看病的，所以我就想，那我还能做些什么呢，我可以做翻译，也可以做义工，人们很友善，教我说德语。2017年我在柏林医学协会，通过了职业语言水平考试，然后我参加了医生资格考试，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神经科。

　　如果问我想回叙利亚，还是永远留在德国，这个问题有点难以回答，可能我会选择往返两地，如果情况能够好转的话。

　　厄立特里亚难民 巴罗尔：我叫巴罗尔，1980年出生，我逃离了厄立特里亚。2015年5月2日来到德国，一开始是在慕尼黑，然后被送到柏林，我是独自逃出来的，不想让全家人跟着我一起逃亡。我过得不好，我的四个孩子不在身边，我日夜难安感觉很无力。

　　在申请避难的程序中，他们告诉我可以申请家庭团聚，但是办理手续所需的材料，在厄立特里亚根本无法开具，比如结婚证，出生证明等。2017年，我的妻子终于可以，到德国大使馆去面签了，不久之后，我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才得知她突然去世了，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噩耗，简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我现在的希望就是，让孩子们到我身边来，这是我现在奋斗的目标，因为我已经回不去了。

　　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数据，2015和2016两年间，有超过120万人提出了庇护申请。

　　这些来自叙利亚、伊朗、伊拉克等国家的申请人，一旦难民身份得到确认，可以拿到3年的居留签证，可以全职工作并享受社会福利。3年后，如果语言能力过关并能自食其力，就有机会拿到永久居留权。

　　难民们大多是年轻人。75%的成年男性难民和65%的女性成年难民年龄在35岁以下，这一比例大大高于德国本土。

　　根据2009年生效的《里斯本条约》，欧盟理事会的投票表决权重体系中，人口是重要的考量因素，直接关系到德法等核心国家的话语权。

　　德国人口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近年来，随着的新移民的到来，这种状况已经发生改变，德国生育率已经从1.33上升到1.57，逐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压力。

　　2018年德国人口净流入38.6万人。2019年12月，德国联邦政府移民、难民和融入事务专员毛茨表示，德国已经是美国之外，世界第二大移民国家，德国总人口中25.5%有移民背景。

　　目前德国最大的少数族裔是土耳其裔，人口超过 300 万人，全国人口占比超过 3%。叙利亚的难民与土耳其裔联系紧密，他们通常更年轻，愿意接受教育，在家庭观念和生育子女方面较为保守。

　　而难民的来源地之一，摩苏尔地区，古称“尼尼微”，曾建立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帝国亚述，有守纪律的传统，这也正是德国社会所需要的。

　　不过，受过心理创伤的难民很难迅速适应、融入新生活。

　　在难民潮抵达德国后的5年里，难民群体的收入涨幅高达49%，不过平均收入仍只有德国人的55%。

　　调查机构发现，难民们其实并不缺乏教育和工作经验，在他们来到德国之前，在各行业中的人口比例和德国十分相近。

　　不过在来到德国之后，难民们更多地成为了实习生或助理，在需要高学历的工作岗位就职人数比例大大降低。

　　在2013年至2016年抵达德国的难民群体中，只有大约10%的人会说德语，德国联邦政府为他们开设了语言学习等“融入课程”，帮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叙利亚难民 萨拉马：现在我们全家的计划就是学习，完成德国的相关课程，对我而言，这是在德国开启职业生涯的第一步，因为在叙利亚和埃及，药剂师系统和德国是不同的。

　　叙利亚难民 侯赛因：我们今天学了，德国文化中的圣诞节等传统，非常酷。

　　自2005年推出的“融入课程”，是德国联邦最主要的融入政策之一，至今已经有大约230万人接受了课程培训。

　　正如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成名作《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所说：“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往往是由人口增长的长期变动所引起的。德国这只巨大的陀螺，只有旋转得越来越快才能找到平衡。”

　　有计划吸收难民，并把优秀者转化为合法移民，对于执政者来说，这有助于长期经济发展。但对普通民众来说，理论上的“政治正确”和实际感受却有些脱节。

　　9月1日，德国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公布的报告显示，难民群体是德国暴力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2019年，联邦刑事犯罪调查局一共记录了101万遭受谋杀、过失杀人、性侵、殴打、抢劫等犯罪的受害者。其中，超过9.5万名受害者的案例至少涉及一名难民嫌犯。尤其是14至30岁之间的年轻难民。

　　而德国《焦点周刊》引述联邦劳工局提供的数字显示，从2013年算起，来到德国的移民中，实际就业者不到一半。

　　在新冠疫情下，难民失业问题更加突出。

　　今年第二季度，德国经济创下1970年以来最大的季度跌幅，直降9.7％。相当于抵消了该国将近十年的经济增长。

　　与此同时，德国8月失业人口为295万人，比7月份增加了4500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36000人。德国失业率在一个月内上升了0.1个百分点，至6.4％。

　　这种理论和现实的反差更容易引发民众对难民和外来移民的不满。

　　2019年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德国中层民众调查显示，受访民众对难民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44%，上升到了2019 年的54.1%，是2002 年以来的最高点。

　　鉴于国内压力，2018年3月，德国规定每年接受的难民人数不得超过 18-22 万。2018年8月，德国政府又限制前往德国团聚的难民家属人数，每月在 1000 人以内。

　　在欧洲政策中心专家德萨默看来：难民危机暴露了欧洲的结构性缺陷和政治分歧。

　　它不仅改变了“领头羊”德法，导致英国脱欧，也改变了欧盟内部的对比。

　　被称为V4的“维谢格拉德集团”，也就是中东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由于地处难民进入欧洲的通道，对欧盟的影响力正迅速增大。

　　事实上，波兰为首的“V4”近年来经济增长一直居于前列。但2004年，欧盟东扩时，制定的“哥本哈根标准”，把评价代表“欧盟价值观”的“社会政策”列入其中。使波兰等国长期沦为德法的“小伙伴”。

　　而在难民危机中，“V4”不断发出反对之声，这使得自称“我们能做到”的默克尔时长陷入尴尬中。

　　于此同时，西欧各国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也出现激增。一度因放松难民申请管控而被民粹主义者称为“漏勺”的意大利也出现转变，主张在难民问题上强硬的“五星运动党”迅速崛起。

　　而进入2020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欧洲难民危机雪上加霜。

　　2020年9月1日，德国救援组织“海眼”宣布，将新增加一艘救援船，用于救助受困于意大利和马耳他等国家海域的难民。

　　“海眼”负责人 伊斯勒：正如你所听到的，我们想命名一艘新的、更大的船，叫它加利普·库尔迪号，并把它送到地中海中部，这是艾伦·库尔迪号活动的同一地区。在这之前，是海眼号和海狐号，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个惊喜，但我们自2019年11月以来一直在努力，从那时起 我们一直在与意大利海岸警卫队，讨论我们的船执行这样的任务是否合适，每当我们救人时，我们都会讨论是否有足够的厕所，污物桶和粪便处理设施，以及这样做是否对海洋环境安全。

　　而新船的名字加利普·库尔迪号，来源于5年前遇难的小男孩艾兰库尔迪的哥哥，当时加利普和艾兰一同遇难。

　　蒂玛·库尔迪 艾伦·库尔迪的姑姑：老实说 ，总看见我侄子的形象和名字，我们心里并不舒服，但我们知道，如果它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如果它能将帮助其他人民改善生活，那么我会感到荣幸，并乐于继续支持这一事业。

　　据介绍，“海眼”组织决定增加救援船的原因是，近几个月跨海前往欧洲的难民和非法移民数量大幅增加。

　　8月份，西班牙救援人员就在加那利群岛发现多艘从西非驶往西班牙的“难民船”。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罗德里格兹：大多数人几乎从不说话，他们整个穿越过程，已经筋疲力尽。即使在平静的海面上，乘坐一艘非常令人不舒服的船，穿越也需要两三天，穿越海面非常困难，当他们到达码头时，他们想要的只是休息，我们给他们一些茶和饼干，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上次吃东西已经过了多久了。

　　如果说5年前难民潮的背景是叙利亚之战，那么2020年，难民涌入欧洲的背景则是病毒之战。

　　此前的4月，由于欧洲疫情严重，一些已经抵达欧洲的难民开始乘船返回非洲。而据意大利《晚邮报》报道，7月26日，还曾发生过184名难民集体逃离难民收容所事件。

　　但随着欧洲疫情好转，跨海难民船的数量和不幸遇难人数也都在增加。

　　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7月底，今年已有近2.7万名非法移民和难民进入欧盟境内。

　　马里难民迪亚罗：为什么我要，以这种方式冒着生命危险，因为我太难过了，我有太多的问题，但这不正常，人类不应该这么做，但我们还能怎么做呢，因为在那里（马里）生活很艰难。

　　疫情重创了北非国家本就孱弱的经济，加上利比亚等国家持续动乱，与2019年相比，今年前往欧洲的非法移民和难民数量有所增长。

　　桑塔纳西班牙援助难民委员会代表：（难民渡海人数）在2018年略有增加，2019年与2018年相比，再次增加了一点，2020年增加了一倍，与2019年相比肯定会增加一倍。

　　这里是希腊最大的难民营莫利亚难民营，位于莱斯沃斯岛上。

　　对于很多难民儿童，这里是他们的洗漱间，也是他们的游乐场。

　　2020年9月2日，希腊移民与庇护部宣布，由于一名来自索马里的40岁男性难民新冠肺炎病毒测试结果呈阳性，对莫利亚难民营实施为期14天的隔离措施。

　　据介绍，该男子是莫利亚难民营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取得难民身份和居留证，他曾于7月17日离开难民营，最近几天才返回。目前已经被送往岛上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截止到8月31日，莫利亚难民营及周边临时帐篷等设施中共有12714名难（移）民居住，该数量远远超过了该营地2757的人员最大承载量。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者沙利文：许多难民居住在拥挤的难民营里，这很容易导致传染。他们通常有很大的精神压力，这会抑制他们的免疫系统。

　　希腊被视为欧洲的边境之盾，阻挡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欧洲。

　　但近半年来，希腊各地先后已经有近10个难民营出现了新冠疫情。

　　在分析人士看来，进入欧盟但仍滞留在难民营中的人们成为疫情中最脆弱的群体。

　　目前各国都将防疫作为第一要务，对难民的关注度有所下降。8月28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评论称：“疫情加剧了欧洲的难民危机。”欧洲边境管理局报告警告说，未来数月很可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难民潮。

　　在欧洲，一些难民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也有难民选择回到自己的祖国。

　　摄影师斯佩罗生活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的乔巴地区（Jobar），这里曾是叙利亚内战早期的热点地区。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我的妈妈鼓励我离开叙利亚，在欧洲开始新生活，当我在欧洲安定下来后，就可以把她接过来，我告诉妈妈我试试看。

　　斯佩罗卖掉相机，离开了叙利亚，2015年7月抵达黎巴嫩贝鲁特，又乘飞机前往土耳其，在给蛇头缴纳了1500美元“船票钱”后，他乘船抵达希腊。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我们乘船渡过地中海，那艘船最大载客量是20人但船上有52人。

　　斯佩罗终于抵达了目的地奥地利，然而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他却后悔了。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欧洲人对我们很好，但一些前往欧洲的人，他们并不是真的难民，他们毁了一切。一个难民过来告诉我，他们是过来征服欧洲的，他们不是难民，我感到很别扭，他们口中的异教徒国家，正在为我们提供食物、收入、以及医疗。

　　预感到在欧洲日子可能会因为极端分子的介入而变得灰暗，斯佩罗决定重返祖国。

　　在离开前，他偶然地结识了当地一个摄影师协会。

　　叙利亚摄影师 斯佩罗：他们得知我要回国，但我没有电脑和相机，他们送了我一部新相机作为礼物，希望我在回国开启新生活后，能记得他们。

　　做出和斯佩罗相同选择的难民还有不少。

　　13岁叙利亚男孩阿尤布（Adeeb Ayoub），2015年与叔叔一起逃离战火纷飞的叙利亚，辗转来到德国。原本希望安顿妥当后，把全家人都接过来。

　　但同年年底，科隆跨年夜性侵事件致使原本高举“欢迎文化”的德国民意出现转折。

　　叙利亚难民 阿尤布：他们没有让我和家人，在德国团圆，所以我决定回到叙利亚，我去了相关部门，要求回叙利亚，但他们拒绝了我的请求，于是我又去了第二次，这次他们同意我离开，他们给了我500欧元，把我送上回家的航班。

　　2017年，在德国生活了两年后，阿尤布终于回到叙利亚。在大马士革机场与母亲重逢的场景深深触动了许多身在异乡的难民。

　　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在2017年的1月至10月间，大约有68000名难民从其他国家返回自己的家乡。

　　△阿尤布在德国的宿舍

　　尽管很多难民在欧洲的生活可以说衣食无忧，但他们中很多人难以跨越语言障碍，找不到工作的机会，无法适应当地的生活。

　　叙利亚难民阿尤布：不，我会留在这里（叙利亚）我不会回去（欧洲）因为这里是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去了另一个国家，比如德国，那里的人们和我们不一样，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

　　2020年6月20日，世界难民日，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年度《全球趋势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年底，流离失所者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7950万人。

　　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有150万难民能够重返家园。

　　在过去十年里，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约38.5万，这意味着如今流离失所人数的增长远远超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