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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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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昊骞 刘瑷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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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 董昊骞 视频记者 刘瑷辉 济南报道
这是一场没有计划的“私奔”。
一个小包,平时生活费攒下的几百块钱,是刘青的所有家当。
躺在小宾馆里,手机显示凌晨2点,刘青在黑暗的卧室里睁着眼,屏幕荧光随着手指滑动流过脸庞。那点光藏在拉紧的窗帘后面。此时,整个城市已经熟睡。她拿出小刀,划在自己的左小臂上,看着皮肉裂开,是释放,是解脱。
3天后,这场短暂的离家出走以失败告终,家长找到了只有13岁的她。“对你那么好,只要求你认真学习,好端端的怎么学会离家出走了?”家长的埋怨喋喋不休,并用“青春期”和“叛逆”解释这一切,直到孩子在医院拿到一纸“抑郁症”的诊断。
在中国,抑郁症患者已超过1亿,像刘青一样为抑郁症所困的青少年,约有3000万个。世卫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有3.5亿抑郁症患者,中国占1亿多,患病率为6.1%。但只有不足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药物治疗。且近年来抑郁症有明显的低龄化趋势。
比这串数字更可怕的,是人们对于抑郁症的成见。的确,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当很多孩子明明向家长求助,却换来“疯子”“神经病”的指控;当拿着一纸“抑郁症”诊断书到父母面前,却仍旧被认为“矫情”时,越来越多的抑郁症孩子对家庭失去了信心,感觉自己像生活在毕加索那光怪陆离的画中,永远得不到救赎……
也许,对于抑郁症青少年,理解和包容远比其他重要得多。当“偏见的大山”不在,受困于抑郁的青少年,今天也许依然艰难,明天也可能不太好过,但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当她因自残被送到医院时,已是中重度抑郁症了
电话响起,正在午餐的张薇看到屏幕,先叹了口气,继而深深吸了口气,才将按键划到了接听的按钮。
果然,电话那头传来了女儿不舒服的声音。
“乖孩子,肚子疼就喝点热水,妈妈下午还得上班,再不舒服就跟老师说,在桌上趴会儿,坚持到放学。”
近半小时后,张薇的电话再次响起,果不其然,屏幕显示的是女儿的号码。“她肯定是不想上课。”说着,张薇又把手机放回口袋,“不用管她,一天天的毛病太多了。”
事实上,张薇已经害怕接到女儿的电话,也害怕和女儿沟通。“稍有不顺着她的,就跟疯子一样,今天这不舒服,明天那个饭菜不好吃……反正就是对着你发飙,有时候真想狠狠揍她一顿。”
那时,她的女儿正在上初二。半学期后,女儿刘青已经彻底不去上学了,“说老师歧视她,同学不喜欢她,把自己锁在屋里,除了上厕所,叫都叫不出来。”张薇还给女儿报了一对一补习班,孩子仍然不去,“补习班又不退钱,钱全糟了,这个孩子……就知道旷课,一点不让人省心!”
直到张薇的丈夫也看不下去了,有一天直接踹开了女儿房间的门锁,“供你吃供你喝,你怎么毛病还这么多?”
刘青告诉父亲,自己可能是抑郁了。父母的反应却是:“小小的孩儿家,什么抑郁?我看你是神经病!”
有时候,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
后来,刘青离家出走,并悄悄用刀子划伤胳膊,“活着没意思,没人理解我,唯一痛快的大概就是用刀子划手臂了吧!”
当父母发现刘青胳膊上密密的划痕时,已经又过了大半年。因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刘青已被诊断为中重度抑郁症了。
“早就说过,他们不信。”面对医生,刘青指控着自己的父母,“他们只会说我矫情,不懂!他们都不懂!反正说了也是白费力气,父母根本靠不住……”
显然,刘青已经对父母失去了信任,言语间满是控诉。
但这是谁的错呢?
限制既是保护,保护也是一种限制
在心理医生看来,这或许与个人性格、家庭教育、所处环境等不无关系。
“那些越懂事、越敏感的孩子越容易自卑,从而易诱发抑郁症。”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二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王爱祯介绍,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过于紧张,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寄予了过高期望,由此更爱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
因而,孩子也会承受过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成绩不好的学生,由于长期学习成绩不佳,常常处在更多、更强烈的自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状态之中。在一定的刺激情境下,极易出现过激行为。
那么,完全不管孩子成绩的“放任式”教育就可以了吗?
这也是小艾父母的疑惑。
小艾一直是个阳光男孩儿,但从高一开始,经常和父母抱怨不想上学,“其实我们两口子从未过多要求过孩子的成绩,只是觉得他能正常上学就好。”小艾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平时给予孩子的也是有爱的家庭,没有过多苛责,只希望他快乐。
但即便如此,小艾也从“不想上学”发展为“彻底不去上学”,最终检查出中度抑郁症,“如果说家长给了太多压力,导致孩子抑郁,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我们呢?你说孩子没有爱吗?你说孩子学习压力大吗?你说我们对孩子要求啥了?只希望他快快乐乐的,怎么也抑郁了?”
小艾的父亲百思不得其解。
也许,王爱祯医生的举例给了他们一个答案,“人们在泳池游泳,其实是一种限制,但相对于大海,它对于我们又何尝不是一种保护呢?”她始终认为,限制既是限制也是保护;保护既是保护也是一种限制。对待孩子,一定要有规则,要有方向感,“但不能给予过多过高的压力。”
除了来自家庭的压力,所处环境和抚养人、教育者情绪的过度不稳定也可能导致孩子的抑郁症。比如孩子小时候经常在自己家、奶奶家和姥姥家频繁更换住所;再比如孩子做错了题,父母突然暴怒并大声训斥:“怎么又做错了?”
压力、环境、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孩子的神经
在济南市宝华小学老师周国栋看来,王爱祯医生所言非虚,压力、环境、情绪……无时无刻不在“挑逗”着孩子的神经。
多年前,周国栋还在其他学校任职时,曾有一通未接听的电话,来自学生小猛的家长。由于看到时间不早,他决定第二天再回复。
次日,在见到小猛后,周老师问其家长打电话的原因,“我妈给我包书皮没包好,后来又在哄我妹妹睡觉,不管我,我们吵了几句嘴。”
得到回复后,周老师拨通了小猛母亲的电话,在被问及原因时,小猛妈妈却说:“他和您说的是因为包书皮?根本不是,他爱吃蒜薹炒肉,我昨天做的蒜薹只有1/3,肉占了2/3,吃饭期间就只给他2岁的妹妹夹了一块子肉,他一把就把我的筷子打掉在地上了……”
啜泣声通过话筒传来,小猛妈妈委屈至极,“我平时对他很好,想吃什么就给买什么,想学什么就给他报班学习,我80%的爱都给了他,他怎么还那样对我?”
“那孩子父亲呢?对孩子怎么样?”
……
几秒沉默后,小猛妈妈坦言,自己是重组家庭,小猛是她与前夫的孩子,而现在的丈夫对小猛并不太好。“所以,我对小猛特别好,就怕亏欠他。”
“那他爸对孩子不好到啥程度?会打孩子吗?”
“偶尔也会的,但更多的可能是说他吧。”小猛妈妈说,孩子继父会对小猛说“要你有什么用啊?”“将来还得给你娶媳妇、买房子,养来养去还不是自己的……”
多番语言刺激后,小猛对父母及妹妹有着强烈的恨意。
“我觉得,孩子其实是想反抗继父的。但继父毕竟威严,作为小学生,他还没有能力反抗高大威猛的继父,那么柔弱的母亲和只有2岁的妹妹就成为了他反抗的对象。”周老师说,孩子目前只是小学,如果家长长此以往,等将来上了中学,愤怒、自卑的种子可能会刺激孩子做出其他事情来,或许是违法乱纪,或许是抑郁障碍、自残自杀。
周老师告诉大众网·海报新闻记者,在与其他城市的老师交流时,发现中学时期办理休学的孩子中,抑郁症是最主要的原因。
也因此,为了加深与孩子及其家长们的沟通,他坚持给家长布置写日记的“作业”,同时他自己也在日记本上认真书写着对每位家长的回复。就这样,至今一直坚持了近4年时间。“这就是一个提供给家长的交流平台,让我和家长能了解彼此的想法,从而促进和孩子的感情。同时日记本也会发给每位家长看,大家会从其他家长的日记中收获一些内容,进而反思自己。”
抑郁症只是一场心灵的感冒
午后的阳光穿过玻璃透近房间,照得人有些睁不开眼,小兰却感觉不到温暖。
作为一名大四学生,她在大一上半学期就已经旷课一个月了,细细回想旷课的原因,甚至连她自己都说不清。
“就是莫名想哭,自己蜷在被子里大哭,什么也不想干。”
其实一开始,小兰是求助过父母的,但父母不承认她得了抑郁症,“你怎么可能得那个病呢?”“你就是整天自己瞎想”……
最终,小兰逃了课。“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不敢告诉任何人,因为得这个病,是会被歧视的!”
严重时,她会觉得外界的一切和自己无关,她是整个世界的旁观者,“走在路上,感觉我好像能穿过这个建筑物;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存在;有时候被别人叫一声,感觉活在毕加索画里的我,一下子从光怪陆离的噩梦中突然被叫醒,然后又重新回去了那个桌子满是歪曲,一切晦暗不明、笼罩着灰色薄膜的世界……”
直到后来,小兰的男朋友出现了。
她以为,这是她生命中的救赎。
小兰的男友得知她患有抑郁症后,丝毫不嫌弃,并告诉她,自己也曾是抑郁症患者,为了温暖她,男朋友无微不至:早饭买好,给她送到;为了照顾她,后来租了个房子和她生活在一起;家务活都是男朋友做,平时还是小兰情绪的“垃圾桶”……
彼时,小兰觉得自己得到了救赎。但再亲密的人,“虚无的环境”和“莫名的情绪”发泄多了,对方也会有无力负担的时候。比如,小兰的男友,在交往将近一年后,也放弃了。
也许,唯一不厌其烦的,就是抑郁症带来的痛苦。它,一次次袭来。
小兰始终记得两人分手时,男友的话:“我以为我能给你温暖,我以为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对不起,我也承受不了了……”
那时,小兰已怀孕,分手、人工流产对她又是个很大的打击。大二时,她找到了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的王爱祯主任,在与医生的谈话中,王爱祯非常痛心,“小兰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有过男朋友,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流了产。”
小兰扬了扬手臂,露出腕上歪歪斜斜的刀痕。
是啊,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
小兰在学校里,明显感觉到“大山”是如何压在自己肩头的,却又在家庭中再次感到了艰难与孤独。
承认孩子患上了抑郁症,接受别人患上了抑郁症,就那么难吗?
很不幸,答案是肯定的。
与社交媒体上大众愈发热情高涨地探讨相反,当下,我国抑郁症患者的就医率极低,甚至不足10%。
在王爱祯医生看来,很多孩子明明已经向父母发出了求救,但父母认为的“羞耻感”,让他们对孩子的抑郁症视若无睹,“临床中接触过的很多家长更像是没长大的孩子,他们拒绝接受孩子的负面情绪。”
王爱祯说,其实,承认和接受孩子的负性情绪没有那么难。只有承认和接受了,孩子的压力和不良情绪才能得到了缓解,有了理解和帮助,孩子可能就不会发展为抑郁症。即使孩子真的抑郁了,承认孩子或别人得了抑郁症也并没有那么不堪。因为,它就像发烧、胃疼、骨折一样,是我们身边常见的疾病。“抑郁症只是一场心灵的感冒,而小兰通过治疗已经成功扛过了这场心灵的感冒。”
搬走“偏见的大山”
西方一句谚语说:医院的墙壁比教堂听了更多祷告。在52岁那年,王峰有了切身体会。
那是2018年11月2日,孩子入院的第一天。
那是一个漫长的夜晚,王峰睡不着。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很多很多往事,走马灯似的涌了出来:孩子小时侯,他和妻子忙于工作,没有及时关注到孩子。等孩子上了大学,他们只是按月给孩子生活费,也并没有过多关心。后来,已经患上抑郁症的孩子寻求自杀,在医院抢救室外,他无数次向上天祈祷。
幸运的是,孩子被及时救回。
他后来才知道了孩子得抑郁症的原因:平时几乎都不睡觉,晚上在网吧打游戏能打一通宵,第二天照常上课,吃得少还喝酒,久而久之,身体撑不住了,逐渐抑郁。
“这属于典型的消耗过度,导致的能量丧失。”王爱祯介绍,能量丧失包括体力的丧失,还有爱的丧失,也就是精神支柱和物质支柱都失去了平衡。
“能量丧失后可能会诱发抑郁症,常见的就是男生无休止打游戏、女生过度减肥,长期不吃饭导致体内能量下降,直接就抑郁了。”她说,抑郁症和抑郁情绪仍有不同,每个人都有可能出现抑郁情绪。抑郁情绪一般有诱发事件,持续时间短,严重程度轻,不伴有兴趣下降、思维迟缓及自责自罪及长时间的少语少动、少与人交流的表现,自己可以调节、不影响生活,可能睡一觉或者几个朋友聚聚会就好了。而抑郁症的症状相反。她说,轻度抑郁症也能通过家人的陪伴、活动或者心理治疗而恢复正常,中重度的抑郁症可能就得加用药物的综合治疗了。
经过一年多的治疗,王峰的孩子已渐渐康复,相比于其他抑郁症患者,他无疑是幸运的。
2019年2月,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黄悦勤教授等在《柳叶刀·精神病学》在线发表研究文章,对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MHS)的患病率数据进行了报告,这是中国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
调查显示,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在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的患者所占总人口比率)为6.8%,12个月患病率(12个月内得过抑郁症的患者所占总人口比率)为3.6%。照此计算,超过9500万中国人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该报告对患者群体的调查分析还显示,中国女性抑郁症患病率为4.2%,明显高于男性的3.0%。
“现在人们对抑郁症的理解,大多还停留在某个明星因抑郁症逝世,社交媒体的探讨以及网络上点燃的一支支白烛。”王爱祯说,人们对于抑郁症的“大山”始终难以跨越,很多抑郁症患者发病时,能明显感受到莫可名状的“孤岛”状态。
“我们需要多宣传,需要以预防为主,需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需要改变人们的意识,需要搬走这座‘偏见的大山’。”她说,到那时我们或许能够发现,孤岛也许就不在了,患抑郁症的孩子们也许能迎来生命的春天。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刘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