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1月1日开始，国家取消了3%的手机整机进口关税，现在摊在进口手机身上的只剩下17%的增值税。虽然限制国外手机大举进入仅剩进口配额制度，可以想象的是，这在不久的将来也会被取消。而来自深圳海关的数字显示，今年1月深圳口岸进口手机97.5万台，价值1.5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8.8倍和11.4倍。
更多洋品牌的进入加剧了目前中外品牌手机大战，国内手机厂商在刚刚超越30%市场份额大关后，将要在国内手机产能过剩，洋品牌有增无减的内外夹击中艰难生存。
国产手机的境遇
在今年的两会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创维老总黄宏生呼吁国产手机应该向民营资本开放，以利于行业外资本向手机生产领域渗透。创维、神州数码、京东方、恒基伟业等据说也都在紧锣密鼓地运作进行手机牌照申请事宜，给本就充满变数的手机市场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国产手机厂进入市场只有短短4年的时间。大致通过贴牌、合资、自主研发切入，目前看，实施贴牌政策的科健、波导、TCL最成功。2002年国产手机突破30%的市占率，比1999年的5%要好得多。不过在北京首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厚智看来，这实在没有太多可宣扬，“如果是国内一家厂占30%，那是很具有冲击力的，现在的状况是十几家厂在分享，厂商间的差距看似不小，其实也就相差1%左右”。
一年前手机整机进口关税从12%降到3%的时候，整机进口数量大幅攀升。韩国一份报告称，中国手机厂接纳韩国电子产品的增幅达到76.5%，国产厂在进口的手机上贴上自己的商标，打销售战，30%-50%的利润被韩、美、欧系手机厂商赚走。胡担心，零关税以后进口配额制若再取消，国外厂将不再需要以贴牌的方式进入中国，一脚踢开贴牌伙伴自立门户。
靠技术挣钱
手机的技术基本分为三层：底层的芯片技术、中间的软件设计和外壳设计。
目前几乎所有国内厂都没有最核心的芯片级技术，这些技术只掌握在TI(德州仪器)、高通等少数厂手中，手机芯片模块的成本占到整部手机的50%左右，利润也大体如此。
由于涉及到技术专利问题，中国在2G手机芯片上很难与国外厂商竞争，这类似于电脑中芯片的研发。到了3G时代，中国厂商与海外厂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会面临机遇，所以涉足芯片研发不是没有可能。
中间的软件部分能占到手机利润的30%以上，不掌握芯片技术的三星、LG等在此确立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这也是中国手机厂商最应效仿的道路。目前只有少数几家像首信、中电集团、TCL大厂已经或者正在筹建自己的海外研发中心，专事此业，比如首信在协议站、主板的研发、射频技术研发等方面，在国际上都处于领先水平。
手机外壳设计相对简单，在整机中所占利润不高，比纯贴牌略强。
可见的将来是，有研发能力的手机厂才有生存空间，2002年10月左右，首信等曾经发动了一场手机降价攻势，目的就是挤压纯粹贴牌的国产手机10%的利润，逼其退出市场，抢占市场份额。
开辟第二战场——争夺国际订单
在国产手机陷入贴牌的怪圈时，另一种形式的贴牌也在国内流行——一些品牌的洋手机开始只负责设计，把加工、组装的订单委托给国产手机厂商，生产出的手机贴上洋品牌。
这种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国家对外商进入中国的要求是要在本地建立合资企业。1995年，诺基亚与首信(当时的名称是北京邮电通讯设备厂)组建了北京诺基亚有限公司，专门负责诺基亚手机的生产，后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又建设了新的生产基地。
2002年8月，波导与法国萨基姆共同投资2980万美元成立了宁波波导萨基姆电子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充当波导与萨基姆全球加工制造中心的角色，而萨基姆曾经是全球第6大手机厂商。按照规划，萨基姆将来在全球的手机生产都将由波导萨基姆公司提供，萨基姆在台湾的生产线也将全部移师宁波。
而早在去年3月，曾经亏损了26亿欧元的荷兰飞利浦就已经把手机制造业务外包给了中国电子集团(CEC)，并且关闭了全球其他的手机工厂，把生产力量全部转移到了中国。除了生产，手机的研发和设计也彻底外包给了中电集团，仅此一项每年就是至少几十亿的合同订单。
今年波导号称拥有2000万部的产能；TCL也宣布投资1000万美元扩充产能，将手机生产能力从每年的300万部提升到每年1500万部；南方高科生产基地二期工程今年上半年竣工后，年产能也将达1000万部；中电称今年手机产销将达到五六百万部；今年夺得央视“标王”的熊猫，去年销量才五六十万部，今年与麦克赛尔合作后也宣称3年内要达到1000万部的产量。
在国产手机品牌崛起之际，一些有研发和生产实力的大厂正担负起全球代工的业务，取代了我国台湾、马来西亚等传统代工生产地。而谁能赢得更多的国际化订单，也将是国产手机比拼实力的另一个附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