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红艺还是宁波波导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而波导又是国产手机的生产大户。余代表担心，随着国内手机生产市场进入门槛的降低，手机“床板工厂”已冒了出来，直接冲击正规生产厂家。他估计，南方的“床板工厂”已不下几十家(超过了国家定点生产厂家的总和)。

　　作为董事长，余红艺背后是直接的利益诉求；站在全国人大代表的立场上，他则是希望手机产业有序发展的公益诉求。不管哪种诉求占主导或二者兼而有之，在全国人大会议这样一个平台上，余先生都有讲话的资格和理由。

　　然而，我不赞同余代表关于“床板工厂”的出现，必定直接冲击正规厂家、导致无序竞争的价值判断。

　　第一，大量“床板工厂”的出现，再次说明了政府动用行政手段管制手机生产市场的一厢情愿及必然带来的管制失灵。迄今为止，国产手机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正规厂家与其说是生产手机，不如说也是在“装配”手机。谁都承认，一个良性的市场首先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市场。在开放的市场内，厂家谁正规谁不正规，政府说了不算，而只能由市场竞争(通过优胜劣汰)说了算。如此，你政府指定的工厂能够组装手机，我虽未经指定，但同样具备了工商注册的合法身份，为何就不能组装手机？

　　第二，凭一副“床板”就可把手机组装起来，说明手机生产的所谓高新技术，只新在手机的核心零部件尤其是芯片设计制造技术上，后面的组装过程并无高新技术可言———只要通用技术足够。在彼此都缺乏核心技术和专利的前提下，你能干、我也能干，凭啥只能由定点厂独干？

　　假如再往大处说，手机无非是人们享受通讯服务的一种工具罢了，如果一定要认定通讯产业发展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经济命脉的话，我理解，它也只能是处于高端的“通讯技术”的那一部分。而作为为实现通讯技术商业化服务的配套工具部分的手机之类的生产，怎么看都缺乏设置市场准入门槛的理由。

　　第三，不能轻率判断“床板工厂”生产的手机就一定是“假冒伪劣”。“正规”厂家在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面向社会(消费者)的道德风险，也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以次充好。当然，一般而言，“床板工厂”的道德风险可能更大一些。但就算事情真的如此，也不用害怕，有政府的质量监管部门管着呢。至于监管者是否尽责或是否拥有适当的监管标准和监管手段，那是事情的另一个层面，不能因为监管者可能的不作为而殃及无辜。

　　再补充一点，开放市场，放手让企业在市场中充分地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维持市场秩序、净化市场空气的有效手段。通常情况下，其净化的效果不见得低于行政监管效果，而其净化的成本(包括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成本)却比单纯依赖行政手段要省许多。

　　若再换个角度看问题，一个以领取到牌照才能进入生产的手机市场内，冒出几十家“床板工厂”(无牌照企业)，恰恰说明政府的管制受到了市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