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内阁启动后，日本政局看似平静，但围绕自民、民主两党的政治较量并未偃旗息鼓。日本政治深层依然孕育着更激烈的政治较量，体现着日本经济成熟后，政治体制进入了发展模式的抉择“阵痛期”。

　　日本经济进入成熟期

　　进入新世纪，日本经济迎来了发达国家无法回避的成熟期。其典型表现是，政策体系疲劳，创新机制钝化，国际竞争力相对下降，潜在经济增长率陷入滑翔轨道，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潜在问题上升。

　　日本经济的成熟期表现了独特的风格。第一，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力资源结构出现“高龄低质化”，“创新体质”下降。第二，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会保障制度”暴露了结构性财源不足弱点，无法应对人口结构的变化，阻碍经济发展，酝酿社会不稳和政治动荡。第三，日本历经10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不断遭遇“新保守主义”制约，未能形成应对全球竞争的全新制度，迫使日本企业不得不转向海外寻求发展空间，结果导致日本经济结构弱化，潜在增长率低滑。第四，从经济布局看，发展资源过度向东京、大阪、名古屋等中心城市集中，地方经济缺乏活力，地区差别日趋明显，经济发展结构失衡。日本经济进入成熟后的“更年期”。在此，支撑日本经济崛起的“自民党政治治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局面。经济结构的剧变，犹如岩浆滚动，驱动政治板块漂移。日本政治迎来“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对决期。

　　全球化推动日本结构变革

　　日本经济结构的变化，与全球化息息相关。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的对立退化，世界市场重新统一，世界生产要素不再受政治阻碍，可在全球范围相对自由移动。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动东亚地区掀起市场制度创新浪潮，地区经济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东亚出现群雄并起新格局，使全球化进一步深化。面对全球化大潮，日本企业对中国等亚洲展开大规模投资，追求“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同时，在国内集中发展研发、设计、咨询、金融等高级服务业和高精尖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动态升级。这种结构性变革，不仅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工厂”，也使中国市场成为日本的“出口中转站”和亚洲贸易中心。在此，日本的“亚洲门户”地位下降，相对影响力弱化。

　　改革滞后蕴含政治危机

　　贸易结构的变化，呼唤日本及时调整国内政治和社会制度变革。但鉴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日本的政治、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小泉政府提出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历经安倍政府365天的“新保守主义”蜕变，已变成了日本政治的罪孽。在安倍执政的一年里，“修补小泉改革的负面影响”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缩小差距、解决养老金问题成为各党争扛的大旗。面对政权危机残局，福田上台后，也被迫提出“改革与修复改革并重”的理念，日本政界重新掀起是搞“北欧模式”，还是走“美国道路”的争论，使日本改革更加不明方向。

　　事实上，日本“社会差距”的根源正在于政治改革的滞后。作为自民党参院选举的最大败笔，养老金问题恰恰暴露了日本社保制度的缺陷。“养老金记录遗失”的背后，隐藏着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政治较量。2004年，小泉政府决定要在2009年启动养老金制度改革，其核心是增加国民负担，减轻国家支出成本。而在做法上，不是走发达国家普遍执行的消费税专款专用制度，实施消费税制改革，而是选择了上调个人交保额度，缩短养老金给付年限，实现“多投保，少提取”的怪招。

　　名义上，小泉声称是走美国的“小政府”道路，实际上则是回避政府财源不足的制度缺陷。面对消费税改革难题，2005年9月11日，小泉政府高举邮政改革大旗，夺取了众院选举胜利，巧妙地回避了消费税制度改革，也使日本社保制度错过了改革良机。

　　眼下，面对全球竞争，日本个人所得税、企业法人税居高不下，消费税改革更加困难。在现行的选举制度下，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不敢无视选票，大行改革；相反，假借修复改革旗号，竞相许愿，实行深度保护，大行改革逆流。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必将使自民党的政治治理模式再度延长，成为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