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中日高层经济对话”的首轮会晤将在北京举行，标志着“中日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深入展开。
　　2006年10月，日本时任总理安倍晋三“破冰访华”，2007年4月温总理“东瀛融冰”，中日战略对话恢复，“构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成为两国的共识。由此，衍生了“中日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为两国协调政策，维护、发展共同利益提供了制度前提。
　　进入新世纪，随着全球化的深化，中日经济依存关系加深。传统的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融合日益向物流、流通、金融以及IT领域扩展。中日贸易结构逐渐由“实物贸易”为主，渐次向“服务贸易”展开。
　　而“服务贸易”的完成过程，往往伴随人员、技术、资金，乃至经济组织实体的跨境移动。比如，随着日本汽车在中国的销售规模扩大，包括汽车修理、技术支持等售后服务系统就要大规模移师中国市场；又比如，随着人民币业务对外资银行的开放，日资银行在华分行、支店日益增多，日本在华企业，甚至中国居民均可接受其提供的金融服务。
　　这种高端服务贸易的发展，客观要求两国的政策、法律制度要具有相通相融的属性。在此，作为其形成机制，中日战略对话、政策协调就显得格外重要。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与地区化大潮涌动，能源、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以及犯罪、灾荒、瘟疫、流行病等非传统威胁因素上升，其影响已远远超出本国范围，直接威胁邻国乃至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有相当程度的国际属性和地区属性。针对这些非传统威胁，单靠某一国政府或一个民族已无力解决，客观上也需要邻国之间密切合作，维护共同利益。
　　而自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以来，虽然两国之间签订并修订了“投资保护协定”，对日本企业来华直接投资，展开业务，给予了保护，但对于人员自由移动，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乃至金融机构设置、业务展开、股权交易等，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保障，严重阻碍了中日经济关系的深度融合。
　　遗憾的是，在中国入世后的五年里，小泉政府并未珍惜中国入世过渡期，没有利用这个发展中日关系的历史性机遇而加强战略对话，展开积极的政策协调，而是连续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陷入历史性僵局。中日之间无法就新形势下的“中日投资协定”、“知识产权保护协定”、“技术人员自由移动协定”，乃至“共同环境治理、环保节能市场准入”、以及金融、IT服务市场的相互准入等等制度法律问题展开积极的政策协调，以至于使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未能跟上时代的脚步。这成为“中国贸易”快速发展，而“日本在华贸易份额”相对缩小的主要原因。
　　今天，中日展开首轮“高层经济对话”，不仅将确保两国经济关系与时俱进，也必将使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具有实质的内涵。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两国履行地区责任、维护地区稳定和共同繁荣的体现，堪称两国构建相通相融的政策、法律体系的制度保障。
　　从双方与会成员的构成看，日方派出了主管经济、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的经济产业大臣、主管农林水产的农林大臣以及主管信息产业的总务大臣；中方则派出了主管贸易、投资的商务部长、主管经济改革发展、产业结构布局的发改委主任等政策制定核心成员。同时，双方都有金融行政、汇兑政策的核心高官与会。而双方的外交政策中枢，又都充当核心组成员，负责统一的组织协调。由此，不难看出，“中日高层经济对话”已带有“全面经济外交”舞台属性。
　　诚然，中日之间还存在很多问题，仅靠一次会晤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但无论会晤是否就具体问题达成一致，都将对中日经济关系、司法关系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个历史性的起跑器，由此，也必将给中日“战略对话”、“政治互信”和“战略互惠”，赋予积极的“政策协调”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