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红
　　近日，面对中国的汶川地震和缅甸的热带风暴灾害，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的“亚洲的未来”晚餐会上，建议构建亚洲地区灾情信息网络，引起各国积极关注。
　　亚洲地域广阔，海陆相接，涵盖了多种气候带和复杂的地理地貌，是全球自然灾害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尤其是近十余年，这里地壳板块进入活跃期，地震、海啸频发；洪水、干旱、冻雨等极端现象频繁；与此同时，传染病、流行病瘟疫不断。自然灾害已成为侵蚀亚洲繁荣与稳定的新威胁。构建地区合作型防灾体系具有刻不容缓的必要性。
　　自然灾害从来就不以国界为限，更不为社会制度、民族、宗教、意识形态所左右。但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关于国际防灾减灾合作，多以双边援助方式展开。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都曾积极组织、协调、参与国际灾害的紧急救援活动，但依然不能说形成了广泛覆盖型的国际防灾体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联合国的倡导下，国际防灾合作才走上体系化的构建道路。
　　1994年，“联合国世界防灾会议”在日本横滨召开。会议发表了主张灾前预防、灾后构建强有力社会的“横滨战略”，标志着国际防灾减灾开始走向体系化构建方向。2005年1月18日，印尼海啸灾情和阪神地震10周年纪念之际，第二次“联合国世界防灾会议”在日本神户召开，168个国家的近4000名代表与会。会议提出了包涵国际防灾理念的“兵库宣言”，并制定了国际防灾合作10年规划的“兵库行动计划”。
　　值得提及的是，在会议期间，日本政府与联合国共同倡议成立旨在长期支援灾后复兴重建的“国际防灾机构”构想，与1995年阪神地震后日本促成的“世界卫生组织神户中心”一道，扮演“灾区主导的”国际合作防灾基地。新的“国际防灾机构”将通过吸引国际专家就地展开采集灾情数据，进行实地科学研究的方式，为未来制定长期有效的国际防灾减灾措施，构建世界性防灾减灾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事实上，中国在构建国际防灾减灾体系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2007年8月，第三次“联合国世界防灾会议”在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市召开。中国水利部等机构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了会议。会议期间，还举办了国际救援技术成果和设备展览会，为加强国际防灾减灾合作提供了交流的场所。此次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国际合作防灾理念，具体落实了2005年神户会议的防灾战略，促进了国际合作型防灾体系的建设。
　　无庸讳言，国际防灾减灾体系的构建过程，始终伴随着“国际政治学”的阴影。事实上，回顾2004年底印尼海啸后的国际赈灾活动，不难看出，当时大国利用赈灾援助，暗施影响，“私谋空间”，甚至一度将“海啸援助”演变为相关国家争取入常的竞选舞台。如德国、澳大利亚、日本等竞相提高援助金额，展开承诺大比拼。而美国更是极力构建“美日澳联合援助体制”，瓦解联合国主导的防灾减灾体制，争夺海上控制权。围绕在印度洋构建海啸监控网络，大国间也是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对此，《日本经济新闻》曾专门发表社论，呼吁回归联合国主导的国际援助体制。
　　日前，围绕缅甸热带风暴灾害的国际援助，东盟紧急外长会议也提出了构建有条件开放的东盟援助体制设想，为地区防灾减灾体制的建设提出了新思路。
　　在亚洲地区，日本既是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多发地，又是地区内少有的发达国家，长期的防灾、减灾经历，蓄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形成了亚洲地区共同的防灾财富。汶川地震后，日本地震厅的新监测中心积极传递监测信息，确认中国地震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同时，日本政府迅速派遣专业救助队和卫生援助队支援救灾；亚洲各国纷纷提供人道支援。这预示着亚洲构建涵盖地区的、以互助合作为基本方式的防灾减灾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早在2005年印尼海啸援助首脑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就曾向日本提议，加强中日在地区范围内的防灾减灾合作。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泉表示支持。如今，“战略互惠”成为中日关系的主题。在地区经济、环境合作基础上，构建地区灾情灾报体系、灾害紧急救援以及灾后复兴合作体系，无疑符合亚洲地区的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