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日，美国巨型证券公司“雷曼兄弟”倒闭，犹如一场海啸，引发全球金融系统动荡。美国政府不得不动用“国家权力”，处理危机，消化金融“孽债”。其出手之重，已不再顾及“市场情面”，预示着美国版“金融资本主义模式”迎来了逆转的时代。美国一向自诩是在金融马背上长大的牛仔，特别是二战后，长期把持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聚敛财富，行使霸权，支撑美国经济繁荣。但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危机不断，捉襟见肘。自1987年8月上任到2006年1月退休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任19年，竟然处理了12次各种类型的金融危机，足见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的动荡。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暴露了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的破绽。
    首先，美国主导的“资金游戏”面临极限。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和美国的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潮流，推动金融自由化。1999年美国颁布新银行法，进一步放松了金融管制，金融经营模式的“分业管理”被打破，“混业经营”大流行，形成了“ 裁定型金融运作模式” ，即利用市场定价的扭曲，通过“低买高卖”，套取高额利益，展开“资金游戏”。而随着市场参与者增多，价格体系日趋均衡，游戏利润率下降。为扩大利润空间，美欧等巨型金融机构大肆“创新金融技术”，编制金融衍生商品，人为制造“虚拟的金融世界”。如以“次级贷款”的债权为抵押，整合、分割、编制成一系列的证券化商品，并通过层层分割、再编制，衍生出更多的虚拟金融商品，销往全球。这个过程被美国吹捧为金融全球化与自由化，也被视为分散金融风险的最佳手段。问题是，金融风险犹如电脑病毒，不会因分散而消亡，相反，其不断分散的过程，恰恰演变为病毒扩散的路径，一旦在某个环节病毒发作，必将侵染整个系统。这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后，至今不断深化、扩散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国市场评级体系改革滞后。无疑，金融衍生商品的发展，有利于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但美国的金融改革并没有触及市场评级机构的垄断格局，当年靠“政府订单”扶植起来的评级机构依然垄断着市场，导致评级市场“道德缺失”，金融风险被掩藏，酿成病毒广泛扩散。
    第三，美国金融体制存在结构性失衡。美国的新银行法仅仅扩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结果出现了金融机构集团化，金融产业大扩张，金融权力大膨胀。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美联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财政部等，依然按照传统的格局“各司其政”，给金融产业留下了三不管的空间。
    第四，最惨痛的教训是“规模=安全”让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金融改革中，美国政府认为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安全，因此，积极掀起金融机构并购浪潮，形成了巨型金融集团垄断的金融产业格局。如，美国前三家证券公司的总资产规模均超过1万亿美元，堪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媲美。 而雷曼兄弟公司的纯债务就高达6130亿美元。显然，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用事实击碎了“规模=安全”的定论，也让美国政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新认识到规模过大对金融系统的破坏性。
    金融市场化与产业化，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必修课，关乎民间储蓄能否有效转化为民族生产力的蓄积条件，更是确保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制度条件。随着中国贸易发展，经常收支顺差连年扩大，“中国资金”、“中国资本”日趋国际化，金融改革与开放，成为确保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
    回顾国际金融发展史，不难发现国际金融制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制度构建、修正、再构建的过程。中国的金融改革与开放，也需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业、贸易的待成熟性，以及民间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路径等新特点。中国金融改革既无需因美国金融出了问题，而放缓市场化与产业化改革脚步，也不一定因日本金融成功躲过了“次贷危机”而简单模仿其模式。中国依然需要确立金融改革的自信，走符合中国国情的金融改革道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刘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