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刘军红
    资金过剩→全球资金循环→美元不倒→输出资本→资本支配力→获得新兴市场国的“劳动红利”
    巨大红利的背后，要求国际秩序必须补充构建公平的分配体制。
    11月15日，美国将在华盛顿召开全球金融峰会，商讨当前的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问题。而面对美国政权的换届以及金融危机的全球化，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文化恐将迎来一场革命，备受国际社会瞩目。
    金融权力的争夺：美元体制与日欧崛起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货币体制是重点。此次危机表面上看是金融问题，背后则是美元体制问题。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制是以多国协定的方式确定的一个货币关系，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关系。但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政府被迫放弃美元与黄金挂钩关系后，作为国际货币体制的关键支柱，固定汇率制不复存在，标志着该体制的事实崩溃。
    1973年后，美国利用纽约金融市场的地位，事实上将国际金融体制逐步“市场化”，这个走向市场化的体制没有各国政府间的协议，也没有明确的概念，因此被称作“一个无体制的体制”。由于它是以美元为中心的，所以也被称作“美元体制”。经过70年代和80年代初两次金融危机后，美国形成以美元结算的石油期货市场，这又给“美元体制”添加了一个“石油支柱”。
    这个“美元体制”一直统治到今天。但事实上在1999年就出现了“变点”，那就是欧元启动和日本21世纪日元国际化战略落实，从贸易结算货币、 标价货币到外汇储备货币等方面蚕食美元地位，这是对美元霸主地位的挑战。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出现多极化倾向。但是，在外汇市场交易中，作为国际关键货币的重要指标，美元的“媒介货币”地位持续不变，其比例持续保持在 90% 左右，表明美元依然是惟一的国际关键货币，依然无法替代。
    2001年“9·11”事件，美国本土的地缘政治风险暴露，资金外逃，特别是中东石油资金外逃，支撑美元地位的世界资金循环受阻，美元地位危险。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双赤字膨胀，世界资金回流中断，美元地位无法支撑。此时，英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吸收中东和新兴国家资金，再转移到纽约市场，确保了美国与世界的资金循环，支持了美元地位，因此堪称英美金融同盟。
    但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伦敦银行间市场利率快速上升，资金供给功能紊乱，欧洲市场甚至一度出现美元资金供给停顿的罕见现象。美英金融同盟似也出了问题。尤其是，英、美、欧、日等危机对策的时机把握、政策规模以及努力方向，表现了明显的不协调性，暴露了金融权力争夺的一面。
    巨大劳动红利并未配以公平的分配体制
    金融危机暴露了“金融文化”弊端。第一，撒切尔、里根的新自由主义及其金融自由化，仅仅强调了金融机构、金融产业以及金融商品的自由化，属于提高“供给方效率”的自由化。而作为金融的上层建筑，金融行政体制、监管体制和市场评级体制，没有任何改变，二者偏离，导致金融体系结构性失衡。
    第二，冷战后世界市场统一，资本自由移动，“新兴国劳动大释放”，生产成本降低。由此产生了两个资金剩余：一是由于生产成本降低，导致资本投入量“大节约”，形成资本剩余；二是跨国垄断资本与巨大劳动释放相结合，形成了全球贸易规模性扩张，进而形成了贸易收入维持的资金大剩余。这两个资金剩余，导致全球资本资金市场大发展，催生金融产业大进步。
    资金过剩给美国主导的全球资金循环提供了条件，成为美元不倒的条件，也成为美国对外输出资本，形成资本支配力，并借此获得红利的条件。美国金融资本获得的是新兴市场国的“劳动红利”。这客观上要求，国际秩序还必须补充构建公平的分配体制，才能确保“全球化”与“自由(效率)”、“公平(分配)”的有机结合，形成稳定的“国际经济社会一体化”，即新秩序。
    中国的选择应该是“中立”
    当前的大国协调，离不开新兴国家的参与，应当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尽管美欧各国和地区积极动用政府力量，干预市场，但并不意味着今后会出现“中左回归”，更不应出现类似布雷顿森林体制那样依靠“政府间协定”规定国际秩序。有管理的自由市场化依然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流，依托市场及其规则的“市场化体制”依然是时代的主流。任何倒退都与历史大势不符。
    原因很简单，市场化，解决的是供给方的效率问题；政府干预、政府主导，是在社会分配问题上发挥作用，确保社会分配公平，维护社会稳定。
    G7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强调发达国家的作用，也包括美国与欧日的矛盾，但事实上效果不佳。G20涵盖的面更广泛，更符合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众多方面的利益。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在积极构建金融市场的同时，应积极争取剩余资金的使用权、国际公平分配权，但不宜轻易推动，或帮助日、欧改变“美元体制”现状。
    原因是改变美元体制，需要有足够的国内应对体制，包括完善的金融市场体制、自主技术创新体制、依靠市场的风险分散体制，乃至与国际会计体制接轨的会计统计体制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需要冷静分析破坏一个体制、构建一个不成熟的体制，与维护现有体制之间的成本与利益。
    目前看，中国的选择应该是“中立”，即正视我国市场经济、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性，将重点放在积极提高国内金融市场质量，实现“金融市场制度升级” ，促进金融“效率化” ，推动“ 分配公平化”，在此基础上，才能考虑推动国际金融秩序的再建设，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