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不少地方举办诸葛亮文化节，人们很自然的会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是诸葛亮文化？诸葛亮文化的主要内涵及其如何弘扬？笔者拟就这些问题发表一些浅见，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同仁。
一
要回答什么是诸葛亮文化，首先必须要回答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化？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文化是“文”和“化”的复合。从字源分析，“文，华也”（《论语》皇侃疏）。“华”即古“花”字。在《说文》中，“文”字，又通“纹”。故“文”指错（纵横交错之“错”）画，有花纹、纹路、纹理的意思，可引申为文字、文章、文采、条文等。在先秦，“文”又曾指文德教化。至于“化”字，则有变、改、化生、造化等意思。例如，《礼记?乐记》说：“和，故百物皆化”，这里的“化”即指的是“化生”；《素问》说：“化不可代，时不可违”，这里的“化”即指的是造化。我国现存的最早哲学著作《易》的贲卦《彖传》开始把“文”与“化”联系起来使用。“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按照文化来进行教化。也就是说古代意义的文化，是指中国封建王朝实施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基本属于精神文明范畴。我们现代通用的“文化”一词，是近代翻译家在译介西方相关语法时，借用的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化”这一词汇。后来几经转义引申，“文化”进而被指为对人类心灵、知识、情操、风尚的化育。时至今日，“文化”一词在欧洲文化系统中，既有物质生产，又有精神创造的含义。自十九世纪下半叶起，不少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文化学者以及历史学者给文化下过许许多多的定义，作过许许多多种说明。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文化的定义已不下百种。但是，把这些对文化岐见纷纭的解释，加以大致的归纳，无非是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两种说法。
按照《辞海》和《社会科学大词典》的解释，所谓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广义文化包括物质生产、社会组织和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思想观念。以风俗习惯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文化，也属于广义文化。考古学上的“文化”，指同一个历史时期、同一地区具有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共同特征的考古遗迹、遗物命名，如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旧石器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齐家文化、彩陶文化、雕龙碑文化等。这种考古学上的“文化”，有人把它划为另一种含义的文化。但是，因为考古学上的文化包括了人类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两个方面，故也可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此外，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是“声明文物之邦”中的声，指的是语言、音乐；明，指的是光彩、色彩，包括服装、绘画；文，指的是文字，包括人们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文法、文体、文学、文献；物，指的是经过人类加工的物质。所以，“声明文物”这样的文化概念，包括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因此，也属于广义文化的概念。所谓狭义文化，是指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
依据文化概念的阐释，以此来推论诸葛亮文化，应当说，诸葛亮文化既具有广义文化的含义，也具有狭义文化的含义。从广义文化的含义来讲，所谓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一生，尤其是诸葛亮在出山从政掌握了蜀汉大权之后，他的意识形态及其在他的意识形态，如思想、政治、法律、军事、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观念等指导下所建立的与其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规范管理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在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物质生产、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诸葛亮有关的遗迹、遗存等等。从狭义的文化含义来讲，诸葛亮文化是指诸葛亮一生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以及在他的意识形态指导下所构建的与他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等。实际上，广义的诸葛亮文化包括了狭义的诸葛亮文化，也就是说狭义的诸葛亮文化为广义的诸葛亮文化所涵盖。把两者分别开来讲，是为了更强调、更突出狭义诸葛亮文化的深远意义。无论是广义的诸葛亮文化，还是狭义的诸葛亮文化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但由于历史的发展，时代的久远，社会的进步，广义的诸葛亮文化在社会物质生产方面的成果，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落后了，不能与今天日新月异、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所创造的社会物质成果同日而语了。诸葛亮所建构的蜀汉制度和组织机构等也显然是打上封建的烙印，从总体上看也不能同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相提并论。所以，这些方面并不是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主要之处。而诸葛亮文化在其精神财富方面，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库。例如，诸葛亮身上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其人格、道德，其官德，其智慧谋略，其治政、治军、理民、外交、抚夷政策等等方面的文化精粹，则是我们应当重点加以研究的。在研究诸葛亮文化时，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即诸葛亮历史文化本身与诸葛亮文化现象是既有联系，但又有区别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不完全是一码事。诸葛亮文化现象是诸葛亮历史文化对他的后世的影响。由于诸葛亮历史文化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而诸葛亮文化现象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采的。诸葛亮死后许多民间传说故事，许多遗迹、赞咏、平话、小说，乃至《三国演义》成书等等，都应当说是诸葛亮文化现象的体现。诸葛亮历史文化与诸葛亮文化现象的根本区别在于诸葛亮历史文化是诸葛亮本人的意识形态（例如，思想、政治、法律、军事、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等）及其指导下所构建的与他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规范、管理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也就是说诸葛亮本身所固有的东西，用一句通俗的话说，是诸葛亮一生真实的历史，而不是夸张、溢美、渲染、附加、虚拟、附会、神话传说等等。而诸葛亮文化现象则不必拘泥于诸葛亮本身的历史真实，它可以夸张、溢美、渲染、附加、虚拟，可以戏说，可以移花接木，可以七分真实三分虚构，也可以三分真实七分虚构，也可以全部虚构，进行全新的创作等等。加强对诸葛亮历史文化及其对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研究都是十分必要的，都是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的，但作为一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则更应该首先着重于诸葛亮历史文化的研究，然后再逐步深化到诸葛亮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似乎要好一些。由于诸葛亮历史文化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集大成者，是儒、道、法、墨、黄、老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是一、两篇，十几篇，乃至数十篇文章所难于全面论及的。因此，笔者在此短文中只能择其要者，对诸葛亮历史文化的内涵加以挂一漏万的粗疏探讨。
诸葛亮历史文化可以从其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两个方面加以概述。
首先，从诸葛亮文化的物质成果方面来看，概括起来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 在以法治蜀，以德化人方面，他主持制定了《蜀科》，还亲自写下了《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等整顿吏治方面的法规，法令，还兴学校，办教育，德化民众。
（二） 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采取了“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奖励农耕，兴建和保护水利设施，修堰筑堤，以防水患；精兵省将，休士劝农；架桥修路，分兵屯田，设置农官等政策措施。
（三） 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实行盐铁官营，设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重视冶铁生产和军械器具的制作、改进和创新，设置司金中郎将，典作农战之具，制作了当时较魏、吴远为先进的军械器具，例如，制作了连弩、八铁剑、竹杆枪、云梯、铁蒺藜、筒油铠、白羽扇、鸡鸣枕、木牛流马、诸葛铜鼓、铁枪、诸葛行军锅等。
（四） 在商业贸易方面，重视蜀锦生产，发展蜀锦贸易，设置锦官。
（五） 在外交政策方面，实行了联吴抗魏，解除东顾之忧，率军北伐，五出祁山。
（六） 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了抚夷方针，平定南中，达到夷、汉粗安，使夷族出粮出兵，支持北伐的目的，等等。
在诸葛亮的治理下，十多年间，蜀汉社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的欣欣向荣的景象和“吏不容奸，人怀自励”的清正廉洁的政治局面。
以上这些方面的物质成果，当然其中也蕴含了精神成果，是值得认真总结、研究和借鉴的。然而更主要的、更值得令人研究的是堪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和典型的诸葛亮文化精神方面的成果。这些方面的内容归纳起来至少也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 爱国主义精神
诸葛亮是蜀汉忠臣，也是千古忠君的典型。无论对先君刘备还是后主刘禅，他都忠心耿耿。他受刘备三顾之恩，“由是感激，遂许先帝（刘备）以驱驰”，“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他审时度势地提出了占据荆、益，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一待天下有变，分兵两路，一出宛、洛，一出秦川，进而统一天下，复兴汉室的隆中对策；他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出使东吴，联合东吴主战派，说服孙权，联刘抗曹；赤壁大捷，夺荆州，破汉中，取西蜀，三国鼎立；他受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由他决，然“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决不像曹孟德、司马仲达那样觊觎帝位。他既无篡位之意，又无贪财之心。他身居高位，出将入相，权倾内外，然其直至病死之日，“不使内有余锦，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刘禅）”；为了复兴汉室，统一天下，他不顾酷署瘴疫，率众南征，平定西南边陲，尔后，大力经营国内，治戎讲武，国资富饶，随即出兵汉中，北伐曹魏，五出祁山，“区区庸蜀支全魏”（宋王安石诗：《诸葛武侯》），“屡以弱小巧胜强”；他一生谨慎，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的精神成为千秋之楷模；他三代尽节，一门忠烈的高贞品德和家风，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典范，永远值得效法。
（二） 民主主义思想
民为邦本，仁政爱民，敬德保民，惠民利民是中国古代以德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它要求官员们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百姓。惟如此，才能治国安邦，天下太平。诸葛亮是这种优良传统思想的模范实践者。他有仁德之心，以德育民，主张“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诸葛亮集又称蒋琬》）。在蜀汉他做了许多利民惠民的好事，致使老百姓在他死后，思恩怀德，私祭于野。
（三） 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
经世，指治理国家。致用，指付诸实用。合起来，经世致用，就是指对治理国家具有实用价值。诸葛亮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不是学术研究人员，但他的治学精神却具有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格。他不主张死读书，而是主张学以致用。他本人在读书中“观其大略”，抓住书中纲领，体会书中精要，从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以作为自己分析观察现实社会状况，了解掌握天下形势，从而借鉴治国之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成为一千多年来经世致用学术风格的典范，流传至今而不衰。
（四） 任人唯贤的施政原则
中国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要把“任人唯贤”作为施政原则，是因为一切法律、政令、治国措施都要人去贯彻执行。官吏的贤愚优劣对法律政令的畅通影响极大。所以，要选拔任用贤才，要有好的官吏治理国家。
诸葛亮在治理蜀汉时，他继承、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认为“任人唯贤”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大问题。他曾打比喻说，国家需要辅政的官，就好比房子需要柱子一样。柱子不可细，细了房子要倒，官吏不可弱，弱了国家就要倾败。他还从西汉之所以“兴隆”，东汉后期之所以“倾颓”的历史经验教训上说明“任人唯贤”的极端重要性和“任人唯亲”的极端危险性。为了“举贤”，他还“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华阳国志》）。诸葛亮不仅深知“任人唯贤”的重要性，而且在选用人才时特别突出“取人不限其方”的原则，也就是说选拔人才，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不存门户之见，不受人才来自何地、何方、先后的限制，而是以是否是“贤才”为标准；他还特别强调擢升官吏不讲资历和门第，而是以功业、才干为依据。对于有卓越才能和特殊功劳的人予以破格提拔。诸葛亮还善于使用人才，用人能“尽其器能”，发挥其特长。在蜀汉历史上留下了许多有关诸葛亮选拔、使用人才的千古佳话。
（五） 几近完美无缺的人格道德和官德典范
人格是指人的气质、性格、能力等特征的综合。具体地说，比较完整的人格，包括一个人的理想、情操、精神、品德、意志、作用、才能、学识、勇气、魄力。人格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人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使人们明白，究竟什么样的人才算是完善的人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伦理学上讲的道德理想问题。所谓道德理想，就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或者说是一种理想的道德境界。这种具有理想道德境界的理想人格，是一定时代、一定阶级、一定阶层或社会集团首先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典型。一定的道德理想是一定社会中的道德原则的集中和完善的体现。
诸葛亮一生的实践，已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人格道德和官德理想的最高典范。而这些道德、官德典范如果剔除其阶级性则可成为全人类超越阶级、超越时空、超越地域的人格道德、官德典范，这是人们之所以千古话孔明，千古推崇诸葛亮、弘扬诸葛亮人文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例如，他勤奋好学，躬耕苦读，博览群书，学以致用；他淡泊明志，宁静志远，不求闻达，不竭权门；他清高自许，慎重择主，以待明君；为报三顾知遇之恩，以身相许，以其智慧谋略，以优异的治政、治军、治国、外交、理民、抚夷的才能辅助朝廷，治理蜀汉；他忠于汉室，不分先君后主；他贵而不骄，富而不奢，不忘故交；他讲信义，重承诺；礼贤下士，提拔重用贤才；他虚心纳言，严于律己，勇于自责；他心平如秤，公正无私；法不阿贵，赏罚分明；他以民为本，较有仁德之心，且能以革新思维，创造发明不少新式生产工具和先进军事器具利民惠民卫民；他清正廉洁、节俭，以及三代尽节、一阂忠烈的家风等等，都是堪称为人格、道德、官德的典范，永远值得官民效法、弘扬。
四
研究诸葛亮历史文化，举办诸葛亮文化节，其重大现实意义就在于弘扬诸葛亮文化，培育“四有”新人，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推动当地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造福于民众。为此至少应在以下七个方面下功夫。
（一） 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爱国图强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逐步形成的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浓厚的感情，是一种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推动各民族向前发展的巨大精神力量。弘扬诸葛亮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要求人们，尤其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胸怀天下。以祖国的富强发展为己任，公而忘私，表现出义无反顾的能动性和坚定性，为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要求社会每个成员要有报国忘身的精神，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承担促进国家兴盛，民族复兴的重任；对国家要尽忠尽职，公而忘私，舍家为国；在国家民族出现危机、人民利益受到损害的关键时刻，忘我舍身，保国利民，乃至“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要富国兴邦，要把国家的根本利益，即民族的独立、社会的安定、国家的富强作为个人行为的价值目标。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的存亡关头，要承担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在和平年代，则要努力促进国家的富强，经济的发展。办一节一会，开展商业贸易，不失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富国就要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并做到藏富于民。
（二） 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仁政爱民
仁政爱民是中国古代以德治国理想的核心内容，它要求官员们以宽厚、仁爱之心来管理国家，教化百姓。惟有如此，才能治国安邦，天下太平。弘扬诸葛亮文化中的仁政爱民思想，就要善待百姓。善待百姓就要“敬德保民”，爱民如子，因民之所利而爱之，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这种“敬德保民”的治国思想，一方面要教化民众，另一方面要求官员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去教育感化百姓。因为官员们的自身作所为是导致社会风气好坏的根源。善待百姓就要牢牢树立“民为邦本”的思想，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离民众，君将不君，国将不国。为了国家的兴盛，必须促心之所向，弃民心之所背，使自己的作为符合民心。保百姓就要惠民利民，反对苛政、暴政。以仁爱之心待民，施民之所欲，利民之所利，为老百姓多做善事，不做恶事。
（三） 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尊贤惜才”
只有尊贤惜才，选拔任用贤才，才能治理好国家。尊贤惜才就要礼贤下士。诸葛亮能够“筑高台于成都之南，以延四方之士”。当今社会理应做得比他更好。尊贤惜才就要选贤举才。要选好贤才需要明确：贤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德是贤良的基础和前提，才是选择贤良的必要条件。有德无才不具备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条件，有才无德是祸国殃民的根源；所有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要积极推举贤才，反对妒贤嫉能；举荐人才要对国家、民族负责，要对人才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看其是否贤良；不能求全责备。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完才、全德之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能因小瑕而埋没人才。尊贤惜才就要知人善任。为此亦需要做到：出于公心，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要善于用才，能够用其所长，而不用其短；必须真任实用，予以信任；敢于用才，大胆提拔贤才。反对门第、资历和出身观念，真正的贤良之才可出于布衣而擢至于高官。
（四） 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秉公执法、廉洁奉公
诸葛亮是秉公执法的典型，弘扬诸葛亮文化必须做到秉公执法。秉公执法就要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核心在于“公”，它包括法律的公正和执法的公正。要像诸葛亮那样法不阿贵。为此，就要刚强、坚定、正直，不能够屈从于任何权威和压力。秉公执法就要公正无私。执法者代表国家管理社会和人民，必须站在国家立场，以国家的法律为准绳，而不能以个人的好恶、私利丧失公理公务，违背法律。秉公执法就要赏罚得当。秉公执法就要落实到“公”字上，惟有公平合理，赏罚得当才能做到要像诸葛亮那样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
诸葛亮还是廉洁奉公的典型，弘扬诸葛亮文化就要坚决反对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大力提倡廉洁奉公，为官清正。廉洁奉公就要廉洁自守，不以权谋私；就要克己养廉。即以俸禄养廉，以俭养廉。一定的俸禄是养廉的必要条件；崇尚俭仆是克制贪欲的法宝；就要反贪拒贿。贪污受贿是国家、社会、人民的大敌，是一种败德，反贪拒贿根本在于去私，在于坚决制止这种败德，而不是担心被别人发现才不去或不敢贪污受贿。当面临物质利益，“可以取，可以不取，取伤廉”时，“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这才是官吏应有的道德修养，这才是对诸葛亮廉洁之风的真正弘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