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诸葛亮为何六出岐山
诸葛亮北伐曹魏之战，是由弱者主动向强者发动的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有争议的战争，对于这场战争，有人认为是妄动干戈；有人觉得是“穷兵黩武”，还有人觉得是自取灭亡。我觉得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诸葛亮北伐并非是妄动干戈，而是待机北伐。如第一次北伐（公元228年春）之机是：魏文帝曹丕病死，曹睿继位后大兴宫殿，百姓有怨言，且司马懿被贬家中；226年 8 月吴国攻打江夏，后又攻打襄阳； 孟达暗中欲起兵投靠蜀国。第二次（公元228年冬）北伐的背景是魏中诈降计，曹休出兵伐吴大败，曹魏大军南下，后防空虚。第三次北伐之机（公元229年春）是：二次北伐刚结束又立刻发动攻击，可收奇袭之效 。正所谓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背景是：230年曹真大军伐蜀，因大雨等因素折回；同年孙权派兵攻打合肥。第五次北伐（公元234年）之机是233年吴国攻打合肥新城，234年5月孙权应蜀国之约，发兵分三路攻魏。可见，诸葛亮北伐不是乘敌内患（如第一次北伐），就是乘敌无备（如第三次北伐）；不是乘敌兵力东下，关中空虚之机（如第二、第四次北伐），就是因与吴国联合出兵、互为犄角之时（如第五次北伐）。更何况，在诸葛亮的指挥下，蜀军山战能力胜过魏军，在山区正面对决胜算非常大（这就是为什么司马懿一直躲在城塞里不肯出战的原因之一）。因此，妄动干戈纯属无稽之谈。
其次，诸葛亮北伐并非是“穷兵黩武”，而是得到群众的拥护。诸葛亮为谋求统一而进行北伐，符合当时群众的愿望，因此即使连年用兵，北伐没有成功，但百姓仍然信任他、支持他，并没有要他下台。更难能可贵的是，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善于治国，能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使得蜀国国内井然，出现了“田畴僻，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的局面，蜀国人口也从章武元年90万人增加到蜀国灭亡时的94万人（要不是姜维九进中原损失太大，可能会超过百万）。可见，诸葛亮五次北伐、六出岐山是“穷兵黩武”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第三、诸葛亮北伐并非是自取灭亡之道，而是一种扰敌之术，体现了诸葛亮骚扰敌人以消耗敌人的战略思想。
当时三国之中，蜀国最弱，魏国最强。以弱抗强，失败是正常的，灭亡也是符合常理的。然而，必然之中蕴含着偶然，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的基本战略大多是先慢慢消耗敌人的实力，等到对方疲惫，露出致命破绽，再一举消灭对方，近如曹操在官渡之战、陆逊在夷陵之役，远似春秋时代吴国孙武伐楚之举。当时，吴国虽然小于楚国，但孙武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扰敌战术不时侵扰楚国边境，使楚国军队疲于奔命，边疆骚动不安；军力、国力损耗严重，最后顺利攻入国都，要不是秦国出兵解救，早就灭亡了。孙吴能够伐楚，诸葛亮为何不能北伐呢？
所以，诸葛亮北伐骚扰魏国以消耗其军力、国力是完全符合弱国战胜强国的规律，是一种积极的措施。当然，蜀国当时的总兵力只有30万，而魏兵边疆的驻守部队就达20多万，显然派少数兵力进行骚扰是无法震动魏都洛阳的。所以，诸葛亮必须虚张声势，派大军正面出击。蜀国出动大军北伐虽然也会消耗不少物资，但相对来讲，魏国的损失更大。因为诸葛亮有主动优势，准备也比较充分；而曹魏匆忙应战，军资后勤难以妥善，必定会形成浪费；而且诸葛亮善于把战场搬到魏国的领土上，常用魏国的物资、人员去打击魏国。诸葛亮每次北伐大多相隔不久，蜀汉经过一段时间建设准备，尚足以承受；而魏国烦不胜扰、疲于奔命；甚至因不堪其扰，在公元230年主动伐蜀﹝但因大雨等因素无功而返）。可见诸葛亮扰敌战术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诸葛亮北伐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还比较成功：一是通过北伐，表明了汉室正统继承者的立场，既振作了民心士气，又巩固了吴蜀联盟，共同骚扰魏国；还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三国分立，延缓蜀汉灭亡的目的。二是渐渐蚕食对方，创造了有利局势。诸葛亮五次北伐，以蚕食的方法与魏国争夺凉州，不但夺取了土地和资源，更重要得是在当地建立了蜀汉军队的威望，获取了当地人民的心，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当地至今流传着“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的说法。三是诸葛亮北伐失利往往只是粮草不继所致，不仅不能算败，还取得局部胜利：一出岐山期间， 赵子龙力斩西凉勇将韩德父子五人，智取安定、天水和南安三郡，远近州郡望风而降；还大败曹真与郭淮（魏兵败走十余里，魏将死者极多），大破西羌兵，威震曹魏。后因错用马谡，街亭失守，粮草难继而退；退敌之计竟然是“空城计”，全军而退。二出岐山虽然受阻于郝昭的陈仓，却大败曹真；退兵之时，计斩王双。三出岐山期间，袭取陈仓，破张郃，夺散关，取阴平、武都，大败司马懿，“所得器械、马匹，不计其数”。（后因张苞病死，诸葛亮生病而主动退兵）；四出岐山期间，劫寨破曹真，斗阵败仲达，“魏兵十伤六七”。后因司马懿的离间之计被迫撤退，但是退兵增灶，退得神不知鬼不觉，让司马懿也找不到机会。五出岐山期间，大败孙礼，杀得雍、凉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渠；大胜之际，李严谎报军情，诸葛亮率师回朝；退兵的时候仍然轻松了结了张郃。六出岐山后，差点就成功了，当时火烧上方谷，要不是老天下雨，诸葛亮劲敌司马懿父子早就化为灰烬（因诸葛亮病卒而班师）；后来诸葛亮人都已经死了，还骇退了司马懿，顺便算计了谋反的魏延。可见，诸葛亮六出岐山，除第一、二次因败而退外（前者街亭失守，后者陈仓未得），其余四次均在大获全胜后全军而退。四是诸葛亮在北伐期间还为战胜曹魏创造了基本条件：他通过武器装备的技术革新，部分弥补了兵力不足这个劣势。如制作了一弩十发的连弩，使其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积极运用火炮，发挥火炮的威力（平南中之乱、火烧上方谷）。他还认真研究后勤保障，部分弥补了粮草不继之虑，如不仅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还发明木牛流马，不仅节省了人力，还提高军粮保证率；并在汉中黄沙和前线敌境屯田，建立粮仓，以利长久之战。若非诸葛亮病死，此法之效恐怕不可估量。
第四、诸葛亮北伐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是因为他感激放备三顾之恩和白帝托孤之情，又深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和“兴复汉室，还于旧都”（《前出师表》）之使命。二是因为当时“天下三分，魏国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而已”（《三国志·刘晔传》裴注引《傅子》），当时，魏国的土地四倍于蜀，人口五倍于蜀；蜀汉只据有益州一隅，人口不到百万，而且“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和平竞争只能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攻为守（“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不如伐之？”《后出师表》）。三是夷陵战后不久，蜀国人才凋零，后继乏人，出现了“蜀中 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危险局面。诸葛亮看到了这个潜在的危险性，故他在《后出师表》中说：“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又说：“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时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矣”；而曹魏地处中原，人才层出不穷，前赴后继，无断层之忧，如司马懿机权干略，不在诸葛亮之下；郭淮、司马司、司马昭、钟会、邓艾等，其才略均不亚于蜀汉末期蜀汉的灵魂姜维（这也许就是诸葛亮“六出岐山”的最大苦衷吧）。四是因为要树立威望，凝聚蜀汉人心。 若不北伐，人们的正统思想将逐渐淡化为零，凝聚力、向心力也将变得更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