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这位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传奇式人物，被子人们看作智慧的化身，贤相的楷模。被人们尊之为圣，崇之为神。但他是人不是神。他有成功的勋烈，也有失败的教训；有明查的喜悦；也有遇事多暗的忏悔。有喜、怒、哀、乐和儿女情肠。只是他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在博求诸家之长的同时，形成了他以儒学为主体，杂以老（李聃）、卫（商鞅）、孙（孙武）学术思想。孜孜以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而形成了他自己的处世哲理及其高尚的人格品位。
一、澹泊明志 俟时择主
“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是诸葛亮在他那尽人皆知的《诫子书》中的名言，拙作《诸葛亮〈诫子书〉评析》（见《羲皇故里话孔明》）曾指出：“诸葛亮《诫子书》短短八十六字，概括了古代先哲之至理，是修身养性的准则……他不仅以此励子，且终身以此为戒。”
“澹泊”、“宁静”，是全文的核心，也是古代思想家倡导的修身养性的准则。
“澹”，恬淡寡欲，食无菜茹为淡。
“静”，安定清静之意。
“心神耳目虚静，然后能化万物，故静而后自治”（录《管子》语）。
纵观中国历史上思想家，无不把“恬淡”、“宁静”视作修身养性的最高境界。
但是，“澹泊”，并非甘于澹泊，澹泊是为“明志”。此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宁静”，也不是静而则止，“静”是为了动，为了“致远”。
诸葛亮约于兴平二年（公元195年）随叔父投有故旧关系的刘表，三年后玄卒。亮与弟均，移居隆中，躬耕苦读，一住就是十年。其实诸葛亮此时并不是不能谋取一官半职，必须过淡泊生活，应该说有四条出路可走：
其一，荆州牧刘表与其叔父玄有旧，又是其妻黄氏的姨父，荆州地辖湘、鄂全部及河南、广西之部分等八郡之大，文武官员，不计其数，难道不能给诸葛亮一席之地？！
其二，刘表听后妻之言，欲废嫡立庶。长子刘琦邀诸葛亮登楼去梯问自安之计，经诸葛亮指点，刘琦求为江夏太守。诸葛亮以其与刘琦的至交关系，何不可以从刘琦任名参佐？！
其三，诸葛亮徙隆中后约四年，其兄诸葛瑾已仕东吴，并立即受到孙权的赏识，官至中司马。以他的才略，何不可以与其兄共同事吴？！
其四，他在隆中时几位情投意合的好友：
汝南孟公威仕魏，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
颖川徐元直仕魏，任右军中郎将，御史中丞；
颖川石广元仕魏，历任郡守，典农校尉；
博陵崔州平，北归欲仕魏，不幸早死。
裴松之注云：“若使其游步中华，骋其龙光，岂夫多士所能沈翳哉！质身魏氏，展其器能，诚非陈长文（即陈群）、司马仲达所能颉颃，而况于余哉？！”
诸葛亮放弃了这一切唾手可得的仕进机会。坚持在荒山穷坳里躬耕苦读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他增益了学问，洞察了时事，完善了处世哲理，接近“而立之年”（时年二十七岁），才遇到了征战二十二年，尚无立椎之地，自叹老将至矣的刘备，使卧龙翱翔乎辽廓，谱写了一部《三国》史的华章。
二、廉洁自守卫 从不特殊
诸葛亮是华夏历史上权贵中高风亮节，廉洁自守，从不特殊的典范。
如：后主即位后，诸葛亮身为丞相，封武乡侯，又领益州牧，集蜀汉大权于一身。这时，常自汲汲于利禄的李严，写信劝他接受九锡，即由皇帝赐予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弓矢、斧钺、禾巨鬯这是天子给予大臣进爵称的最高礼遇。诸葛亮当即给予拒绝。并写信回答说：“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今计贼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都，与诸子并升，虽十年命可受。而况九邪？”
他在《又与李严书》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张澍注云：“侯之妾尚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
对于子弟，他也不充许特殊。在《与兄瑾书》中说“乔（诸葛乔，兄瑾之次子，亮之继子）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过于谷中。”
特别是他临殁遗表、遗嘱，使人读后不禁肃然。
“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别无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伏惟陛下，清心寡欲，约已爱民。”
“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土冢 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诸葛亮，从隆中决策，占有荆、益，建立和巩固蜀汉政权，他功盖当世，权倾朝野，可他就是这样清清白白地飘然而去，简简单单地长眠在青山之中，后人评论说：“……至读其将殁自表之辞，则知天下物欲，举不足以动之，所为者深，则所发者大，理固然矣……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可谓大丈夫也。”“闻伯夷之风面贪夫廉。”读孔明之《遗表》、《遗嘱》贪夫能不羞死？！
三、虚心纳谏 严于律己
“天下奇才！”是出自诸葛亮的对手司马懿之口，而他自己却说：“臣赋性挫直。”其实他除了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学以广才之外，十分重要的是他并不自以为是，而是虚心纳谏。也就是“集众思，广忠益”他说：“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教诲。前参事幼宰（董和），每言则尽，后从事伟度（胡济），数有谏止，（吾）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此四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为直言也。”他结交崔州平和徐元直后与董幼宰、胡济共事，前后相距二十余年，这说明他虚心听取别人意见是一惯的。他对于听从别人的意见，改正自己的错误，“犹弃弊屣而获珠玉”他特别赞赏董和向他提意见的态度，一个意见能反复十次向他提出。直到他最后接受意见或作出解释为止。这里不只是提意见人的态度可佳，更重要的是接受意见人的诚意更为可佳。所以他对群下说：“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特别是街亭之败，箕谷失利，他以至诚之心，引咎自责。上疏自贬云：“臣以才弱，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励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致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受任无方……《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此后，他多次强调：“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于是“考微劳，甄烈士，引咎责射，布所失于天下。”
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的第一次北征，由于军容整，号令明，军威所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皆降。后因马谡的街亭之失，造成全线崩溃。但撤退时，迁西县千余家归于汉中，百姓处于对诸葛亮的敬忠而称贺。诸葛亮答道：“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未举，使百姓困于虎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贺，能不为愧！”历史上曾经有“子文逃富”（不能使百姓脱贫致富，他引咎自责，不领取国家给予的正常薪俸）；“申胥逃赏”（挽国家于危难，是臣宰的责任，不应要赏）；“田畴逃爵”（帮助曹操平定乌桓，报了乌桓杀其郡名士之仇，而坚持不要曹操的封爵）。前述三子所为，实历史佳话，作为丞相，独揽国柄，引咎自责，布所失于天下者，惟诸葛亮而已。
四、举贤任能 邪恶不齿
蜀汉政权仅一州之地，然文武将帅立传者即达八十八人，其中，不乏运筹帷幄之帅才；有勇冠三军的武将；有立法施度的能臣；有临危死节的忠义之士。这和诸葛亮的荐贤任能分不开的。一份《出师表》，他就举荐了一批重要人才“侍中（郭攸之）侍郎（费 礻韦 、董充），此皆良实，志虑忠纯，……宫中之事悉以咨之。”“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营中之事悉以咨之。”他的推荐，不是没有道理的，费礻韦 曾继蒋琬执政；董充曾为费 礻韦 副手。为抑制宦官黄皓弄权，使蜀汉政权在诸葛亮后又存在近三十年，惟斯人是赖。至于向宠，军功勋烈，秭归蹉跌，众营皆毁，惟向宠营寨完好，为保护刘备安全退守白帝城立了大功。至于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此悉贞亮死节之臣。
他任人唯贤，不限资历门弟，无论来自刘璋旧部，无论来自曹魏，凡有忠虑于国，皆量才录用，平等看待。如法正、李平、董和、张裔、许靖、吕凯、王伉等皆刘璋旧部。刘巴、姜维皆曹魏之能臣名将，而最终为蜀汉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不仅自己千方百计选贤任能，“天水关”收姜维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且鼓励部下，积极推荐人才。丞相府参军姚，曾举荐过一大批文武人才，诸葛亮借此教诲群下说：“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今姚椽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愿诸椽各希此事，以司其事。”可见其为国求才之渴，爱才之深。然而对于那些利欲熏心，制造混乱的害群之马，施用诡计的邪恶之徒，他也坚决黜之而不惜。如诸葛亮镇荆州时，他曾对孙权使臣说：“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事业者也。”入蜀之后，廖立自持有才，指责刘备，讥讽关羽，攻击向朗、文恭、郭演长，反对诸葛亮南征，妄自尊大，动摇军心。为除此邪恶之徒，诸葛亮上表弹奏，将廖立削职为民，流放到汶山郡，廖立常冀亮能复用他，闻亮卒，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
又如李严（公元230年改李平），虽为刘璋旧部，但在蜀汉政权中由于诸葛亮的推荐，颇得重用，在白帝城与诸葛亮同受托孤之任，后与诸葛亮并任中都护，统领内外军事，封都乡侯。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春，诸葛亮发兵汉中，令李平督运粮草，时置淫雨，运粮误期，他写信要诸葛亮退兵，兵既退，他又怕承担责任，耍两面派手法，被诸葛亮当面揭穿，李平理屈词穷。为正军法，被贬庶民，流放梓潼郡。
在罢黜李平之后，诸葛亮给时任中郎将参军的李平之子李丰写信，要他劝慰父亲，自省前过，只要一心为国，仍有出路。建兴十二年，闻亮卒，李平知不可复出，忧愤而死。
对此，习凿齿赞云：“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己哉……法行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者矣。自秦汉以来，未知有也。”习凿齿之评，可谓至矣。此无它，“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五、忠心为国 鞠躬尽瘁
诸葛亮以其极高尚品格，从而推演到治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民族政策，无愧一代贤相。在他为相的十四年，特别是辅后主的十二年，客观上他几乎没有任何优势。其一，接管的刘璋政权，“满目疮痍，饥蒿草野”；其二，蜀汉仅一州之地，十万之众，国虚民贫；其三，彝陵新败，元气大伤；其四，多年的和吴政策，毁于一旦。孙权有联魏之举；其五，永昌、益州、越西、 四郡反叛。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给他留下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确实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在这方面，他的主观努力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政治上，对刘室“忠顺勤劳”，以身作则，建兴三年的南征，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履瘴疠之地，涉蛮夷之乡。”“他受遗作相，刘后授之无疑心，武侯处之无惧色 ，继体纳之无二情，百姓信之无异辞，君臣之际，良可咏矣！”在他的带动下，君臣敬重，上下和睦，吏治清明，人民悦服。
他的德治、法制思想，贯穿于他的治国、治军的全部行动之中，他说：“人之忠也，犹鱼之有渊，鱼失水则死，人失忠则凶。”他还在《为将》中说：“古之善将者，养人如养己子，有难者，以身先之；有功者，以身后之；死者，哀而葬之；伤者，泣而抚之；饥者，舍食而食之；寒者，解衣而衣之；智者，礼而禄之；勇者，赏而劝之。将能如此，所向必捷矣。”
在经济上，他坚持大力发展桑蚕，使蜀锦生产达到空前高度。左思在《蜀都赋》中写道：“贝有山积，纤丽星繁。……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这是对当时蜀锦生产的真实写照，他自己也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他务农植谷“闭关息民”，无夺其时，唯薄赋敛。固定一千八百多人，维护都江堰，“千井齐 又何秘要”。这是利用天然气，发展盐业，限制酿酒，提高冶炼技术，设置堰官、锦官、司金中郎将、典农校尉、盐府校尉。对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盐、铁实行专卖。使蜀汉政权出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积蓄饶”的繁荣景象。
在军事上，他的政治口号是：“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辅后主十二年，大的军事行动就达八次之多，而且都是面对数倍、甚至十倍于己的强大之敌。他在治军中强调德治、法制并举，并坚持农战思想。农战，亦称耕战，主张农业和战争结合的经济、军事思想，《商君书?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要做到“入使民属农，出使民壹于战。”为保证亦农、亦战。他实行士兵轮换制度。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北攻祁山，司马懿率三十万众迎击。此时，恰置蜀军应该轮换，诸葛亮只有八万人，部下认为，应暂停轮换，以壮声威。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装束以待期，妻子鹤望而计日，虽临征难，义所不废。”对此，士兵很受感动，该离队的要求留下，该服役的奋勇作战，此次，射杀魏大将张合，击退司马懿。
此外，军纪严明，挥泪斩马谡，就是典型一例。他还要求战法密当，武器精良，所以推演八阵，进退惟宜，损益连弩，一矢十发，作斧，作匕首，作钢铠、作苦枪、作竹桥以及木牛流马等等，“工械技巧，物究其极”。对此，张博曰：“亮之所能者，日用兵，而民不知兵；日调赋，而民不知赋，军、农并兴，若行无事，以周公之法，而寓于管子之令，天下莫能窥其间，是以神也。”
在外交上，他一直主张联吴抗魏。但由于刘备联吴思想并不坚定，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东吴夺荆州，杀关羽。刘备于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发动彝陵之战，使吴、蜀联合彻底决裂。孙权使都尉赵咨向魏求和，表示对魏文帝要“屈身陛下”。诸葛亮以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和远见卓识，于建兴元年，就遣使使吴，劝吴与魏绝交，并达到了预期目的。此后多次派费 、陈震、张裔、邓芝等要员使吴，“使聘岁通”使南征、北伐无旁顾之忧。
在民族政策上，他采取“西和、南抚”的政策。汉夷之间的民族矛盾，由来已久。据考，自张骞西使至刘备夺益州的三百三十六年间，汉王朝派驻夷越的官吏，对夷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夷民尸骨委积，斗米千钱，汉夷矛盾逐日升级。鉴于历史教训，他平定南中后，不派兵、不派官，使夷人治夷，夷汉粗安。诸葛亮的西和南抚，取得极大成功，直至蜀亡的几十年间，汉、夷之间保持相安无事。
诸葛亮以其高尚的人格情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献身精神，为华夏的道德使，谱写了炫赫宇宙的华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