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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政府主导下的开发式扶贫
回眸中国扶贫“大事记”，从制度层面讲，中国扶贫事业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模式——２００１年颁布《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２００４年和２００５年两个中央一号文件，推出了一揽子减免税费、增加投入的惠农之举。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曾业松评价说，政府主导，体现了经济学中“守夜人”的公权救济理念。
对于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经验，刘坚将其概括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扶贫的影响和作用也越来越大，“希望工程”“光彩事业”“智力扶贫”“巾帼扶贫”“天使工程”等各具特色的社会扶贫形式，给全社会留下深刻印象。
联合国《２００５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全球有１８个国家的社会发展出现倒退，其中１２个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人们发出疑问：多年来，不少国家为何始终跳不出“富者越来越富，穷者越来越穷”的贫困陷阱？
中国的扶贫实践给出了答案。单纯给穷人“输血”是不够的，必须培育出一种自我发展能力。从经济层面讲，中国走的是一种“造血”和“输血”相辅相成、偏重“开发式扶贫”的模式。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０亿元增加到２００5年的１３０亿元，累计达到１１５５．８亿元。从全国５９２个扶贫重点县来看，“十五”前４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达２３．９％。
挑战：消除贫困任重道远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全国贫困发生率降低到了３％以下，但扶贫开发仍面临着解决温饱和巩固温饱的双重压力。一方面目前还有２６１０万人没有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人民币６６８元以下，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是近５０００万刚刚脱贫的人口，自我发展的能力弱，巩固温饱的难度很大。
挑战之一：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依然很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测算，如果按照低收入现行标准，即人均年收入低于８８２元（仅相当于全国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１／３），目前还有８５１７万人口也属贫困人口。若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收入或消费不低于１个购买力平价美元（约折合２.５元人民币，即人均年收入约９００元）的国际贫困标准测算，中国贫困人口就增加到１亿人，超过农村总人口的１０％。当然，由于我国农民拥有个人承包的责任田作社会保障，贫困的概念和内涵与国外有所不同。
挑战之二：减少贫困人口的压力越来越重。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更差的地区，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据国务院扶贫办调查，连年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农户７６％生活在山区，有４６％的农户人均耕地不足１亩。目前还有７００万左右的贫困人口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调查还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１３７０万；第二个十年年均减少６２０万，“十五”前4年年均减少１５０万。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刚刚脱贫的家庭没有积蓄，稍有变故就容易返贫。
挑战之三：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在贫困人口逐渐减少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迅速扩大，贫困群体的相对弱势地位更为突出。１９９２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上限与一般农民之比为１∶２.４５，２００３年为１∶４.１２，２００４年扩大到１∶４.３９。刘坚说，这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形成明显反差。要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解决温饱问题，还要让贫困群体分享社会进步和改革开放的成果。
展望：未来发展更加注重均衡协调公平
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说，“千年目标”提出已经５年，但看看非洲，看看那些世界上最贫困的地区，就知道距实现这个目标还很遥远。
联合国全球“千年目标”提出，富国应将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０.７％作为官方援助提供给穷国，帮助穷国消除贫困。但实际上，在过去十几年中，富国对穷国的援助比例不升反降。不公正的全球贸易规则加剧贫富分化，某些富国一边鼓吹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一边对来自贫困国家的商品设置贸易壁垒。
中国正积极参与国际扶贫事业。目前中国正与世界粮食计划署探讨新的合作机制。中国政府已宣布，将向亚洲开发银行捐资２０００万美元，设立“中国扶贫和区域合作特别基金”，用于支持亚太地区的扶贫事业和区域合作。
“十一五”将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立足于全球视野的中国扶贫开发进程将全面提速。
一些经济学家分析认为，“穷人经济学”将是“十一五”规划的理念之一。 未来５年，我国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陷入“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贫困陷阱。
“十五”末期我国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工业反哺农业、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方针。中国政府在全球扶贫大会上已庄严承诺：到２０１０年基本解决现有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人们期待着这一历史时刻早日到来！（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