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关注中，除对政府的一系列惠农政策称许外，是否注意到全球化的影响因素。以中国入世承诺，政府对本国农业的保护期所剩无多，增收减负政策如何与国际接轨，期待未雨绸缪。

    又如，当媒体聚焦“十一五”规划中的新目标时，是否还会牵挂“十五”计划中还有尚未完成的耕地保有量、污染物排放、研发投入比、高中入学率等指标，并能对其未来发展给予更多关切。

    按照传播学中最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对热点的取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故此，更需要媒体独立、长远的观察视角，促成人们对重大问题的及时发现、议策行动。

    诚然，住房、就业、教育、看病、腐败、两岸关系等“老”问题，以及新农村建设、科技创新等新命题，确是现阶段最要紧之事。但如果媒体不事先预设新闻框架，或对“热点”之外的议题将有更加平衡的关照。譬如生态移民、艾滋病、国学和传统文化式微、国民素质提升、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体制建设、以及贫富分化下的社会治安隐患等。

    过去的经验表明，热点和盲点之间并无泾渭之分。几年前曾经受到冷落的政协农村组，预料今年将会门庭若市。但人们知道，农村问题早积疾已久，当年需要关注的迫切性并不亚于其浮上水面之后。

    近日一则报道中，一位老人面对主持人“对两会期许”的发问时，最终鼓起勇气说：“能不能让我儿子孝顺我？”以一特例而言，普通人的要求并不都像媒体所设想的事关宏旨。倘使媒体在报道时能以民生幸福为立足基点，或可发现，热点与盲点，有时是有缓急之分，却无高下之别。 （记者 沈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