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视点”记者 李亚彪、张乐、郭奔胜

　 　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倒挂”现象，再次成为两会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教育不均衡现象，已到了‘踩刹车’的时候！可‘公平车’又何时能‘踩油门’呢？”代表委员们发问。

    一个年复一年的“热点”

    这是一个令人揪心的反差：有的大城市投巨资建起的中小学，一间教室的投入几乎相当于偏远地区一所农村小学的全部家当。北方一个地级市的中学，学校设有游泳馆、体育馆，教室里配有电脑、投影仪等现代化设备。可在城郊的农村，有的孩子直到毕业还没摸过键盘。

    这些事例，让代表委员们年年牵挂，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龚玲代表曾在农村读完中小学，她桌子上摆着的关于建立城市优质学校和教师支援农村学校长效机制的建议格外显眼。龚玲清楚地记得，在去年的两会上，她就提出了调整教育资金投入结构、缩小城乡教育资源差距的建议。

    从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小组讨论的第一天开始，教育资源配置不合理、地区和学校间教学质量差异等问题就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代表委员认为，教育属于二次分配范畴，更要重均衡，它是一种社会调节器，使所有人都能迈上公平接受教育的台阶。现在，教育资源不均衡，把很多贫寒家庭子女的发展之路给堵住了。

    教育均衡同样成为基层两会的热点。在吉林两会上，有的省政协委员提出干脆取消“重点校”。改革以来，不少地方在省直及各市、县、区设立各种实验小学、中学，虽然也有教育的实验项目，但办起来确实成为社会印象中的“重点校”，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默认。有关部门不断支持、扶持这些学校，并给一些优惠政策。如允许招“择校生”，允许在普通中、小学校抽调教师等等，养出了一批名副其实的“重点校”。

    “但愿明年的两会，这个热点能够降一些温。”高清代表等人期待地说。

    两种“天平失衡”之痛

    臧耀平是吉林省的一位农民，儿子在农村上的小学，多科成绩都很优秀，可就是英语不行，基础弱，考重点高中时受影响，被英语拖了后腿，差几分没有考上。

    “现在城里学校从小学就开设双语教学，有的小学还有计算机班，这些在农村没有，否则儿子英语不会这样差。”臧耀平说，“农村家长为让孩子同样享受到好的教育环境，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城，到好学校就读，不得不异地‘择校’。可为了达到这种公平，农村家庭必须付出高额成本。”

    “教育天平”的失衡，痛的不仅是学生。有些学校的处境，并不比臧家轻松。来自安徽省农村的余的娜代表说，去年村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村小学配了电脑，学生却从几百个减为不到几十个，师资问题带来的教学质量差异，造成村小学不断萎缩。

    浙江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汪晓村代表不久前到西部开会时，甘肃等地高校负责人说：“如果你们学校要引进一个博士当教师，可能一夜间收到的自荐信如雪片一般；可我们拿出几万元的津贴也不一定能招来人。”几年前，一些西部省份的学校还发生过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流失几个教师的情况。

    “这是一种‘马太效应’。”一些教育界干部说，优秀的教师资源不断地从边远地区和薄弱学校流向发达地区和优质学校，这种师资水平不断拉大的校际间差距，对“择校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伴随“择校热”带来的大量“择校费”，也源源不断流入优质学校，又加剧了薄弱学校师资的流失。在吉林省辽源市，为解决这个问题，曾对校际间教师流动严格冻结，强调城市重点学校不允许去边远学校调老师。不过，行政命令难抵“市场规律”，只要有“重点校”，“天平”就会不断“倾斜”。

    三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在代表委员眼中，教育资源“倒挂”现象欠了一笔不能不算的“公平账”。

    城乡“倒挂”。全国中小学生８０％在农村，可山西平遥县中学教师段志爱代表说，农村中小学教学设备、师资力量与教学水平同城市有很大差距。龚玲代表曾调查过，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只享有一半的义务教育经费和不到一半的基建投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与人口根本不成比例。建设新农村，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的重要出路是依靠教育，可现在最需要教育的地方却最缺乏资源。

    区域“倒挂”。甘肃省的王智平委员说，西部和东部拥有的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人口约３０００万的甘肃只有十几所本科院校。在东部的江苏省，７０００多万人口却有１００多所大学。贫困地区脱贫要依靠教育，可当地高校资源多数贫乏，学生考大学难是个不争的事实。朱善萍代表说，部分高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７０％。

    本末“倒挂”。教育界的孙鹤娟代表调查了解到，在国内教育投入结构上，大部分公共教育资源投入到高等教育上了。前两年，有代表调查，占全国师生绝大多数的义务教育，所获基建资金投入却不到全部教育基建投资的三分之一，投入与所承担的任务不相称。占全国教师生数比例很小的高等教育，却拥有近一半的基建投资。“基础教育是根本，可长期投入却是本末倒置。”楼文英代表说。

    四根急需“打造”的调节杠杆

    国家有关部门已看到教育不均衡问题。代表委员仍大声呼吁，“教育之车”的“公平之轮”仍需“踩油门”，提高转速。

    ２００５年，各级政府安排专项资金７０多亿元，对５９２个重点贫困县１７００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就读小学、初中实行“两免一补”，为中西部地区１７００多万名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可这些政策与教育均衡发展的需求仍有差距。

    孙鹤娟等代表委员建议，除继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外，还要对其结构进行调整。中央财政掌握着稳定、可靠的税收来源，可以宏观调节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发展的差距。

    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体现地域投入差异的分配模式。如果依然是不均衡的投入，哪会有均衡的教育。发达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可以省级政府为主体；在落后地区，中央政府要成为投入主体。最终，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投入分配模式。

    “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又是两大调节杠杆。”孙鹤娟代表说，教育投入对象重心下移，指的是把投入更多地放在基层的义务教育上；教育投资主体重心上移，是让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更多地由中央政府直接承担。孙鹤娟说，据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全国义务教育中，中央财政负担只占极少部分，而乡镇财政负担绝大部分。如果投资主体重心仍在下面，许多县乡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达标而高筑的“债台”依然无法拆除。孙鹤娟说，师资问题的调配更是一个杠杆。尤其农村教育问题，不单单是国家“两免一补”政策就能解决的，不少教师还要从贫困地区流向城市或相对富裕地区。国家可以建立一个“拉动机制”，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实现城市反哺农村。“希望中央主动平衡资源配置，强化向农村、向落后地区、向基础教育倾斜的政策”……一句句心里话，一件件议案、建议和提案，拨动着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的神经。（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