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尾年关，阳光满地。回顾2007年的中国，回顾这个正在走向公民社会的网民社会，让我们感谢互联网，感谢所有社会软件的参与者与培育者。

  尽管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谣言”与“错误言论”的传播，让一些多愁善感的正人君子心怀忧惧，甚至竭尽所能掩饰这个时代亟需医治的溃疡，然而，即使如此，在关键时候互联网总是能给我们带来惊喜与光亮。

  从重庆“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到让当代中国人集体蒙羞的“黑砖窑”，从《物权法》网上大讨论到《劳动合同法》的加速出台，从对不绝如缕的因言获罪案的暴晒到“周老虎”戏剧的狼狈收场，一切无不说明，那个小小的鼠标不仅是你握于手中的权柄，更是牵动中国当下与未来局势的蝴蝶翅膀，不可或缺的转型力量。

  我们之所以说互联网对今日中国及世界具有史诗性意义，不仅因为互联网是一种便捷高速的信息传播工具，更因为它是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价值观，一种人人可以参与的追求真理的方式，一种人人可以表达权利、监督权力的社会平衡器。

  我即媒体。21世纪的今天正在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可以说不”上升到“每一个中国公民可以说不”。网络，让每一位网民都可以做“一个人的反对派”，做自我价值的宣扬者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者。正因为此，体现在“周老虎”事件背后的时代内涵不是政府“诚信危机”，而是中国人在互联网时代探寻真相的能力与参与社会的能力的崛起，而这种能力必定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步之源。

  ●熊培云

  2007年，网络与中国公共事件发生了秘密而可喜的联系，平面媒体与新媒体的联盟，使网络民众的力量日益强大。平面媒体加强了事件的可信度，网络传染了情绪，平面媒体传播了正义，社会的良性反应又鼓励了这种暧昧的联盟。

  网络公民的崛起，是无数次智力较量的结果：当老虎从一片叶子下面伸出安详的脸时，网民凭经验常识去追问真相；当官权与官媒试图在厦门PX事件中忽悠网民时，网民利用科学证词去反抗遮蔽。

  事实证明，谁也别想蒙网民。压抑与蒙蔽，只会让网民的层次与表达欲望不断升级。

  每一条网线的终端都是人，网民的每一次闹腾、愤怒、哂笑，都在为自己的生活作辩解。网络对匿名身份的暂时保护，日益壮大了网民说话欲望的期待值，同时也放大了说话的胆识。十多年来，网络正不知不觉地改变我们的政治习惯与诉求方式。

  2007年的中国网络，出现了一些令人惊喜的变化。娱乐成性、暴戾成癖、偏执成狂的中国网民，开始出现分化，或者说，新鲜的力量正进入网络世界。2007年之前，网民更愿意围着道德之法跳舞（或许还可以加上民族主义）―――或挑衅道德的底线，网上“任我行”；或滥用道德之法凌辱网络个体，女性受害尤深；或对道德之法寄予过重的期望，动辄语重心长、十足家英哥版唐僧上身，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欲望与能耐去开创另一种法的可能性。而在2007年，有越来越多的网络公民，围绕法律之法，提出自己在公共生活及私人生活方面的诉求，恢复并捍卫自由表达的权利、追问真相的权利。而在法律之法之外，道德之法仍然是支撑社会人伦关系的基石。这种变化，是不是意味着，是网络公民而不是网络暴民，才是虚拟社会中手握权柄、有能力真正促进并改善民生民权的阶层？这种力量又能不能改写中心权力过剩的现状呢？

  加拿大传播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预言，“信息的即速即得创造更深层次的民主”。网络信息的“爆炸性”、“快速性”等特征，决定了信息可能被伪造、信息稍纵即逝。在2007年的网络世界，在一个新闻被下一个新闻迅速覆盖，在一种死亡被另一种死亡掩盖开脱的时候，中国的网络民众为什么能克服信息的快速性，而留住了那些事件，并选择追根到底的纠缠方式呢？这一现象，被某些媒体称之为“民意对公共事件的强力介入”，这种介入，就文明程度来讲，无疑有其进步性，但这种行为能不能产生新的权力端点以分散中心权力的垄断，小气候能否成大气候，还须拭目以待。

  悲伤与愤怒等极端情绪都有巨大的传染性。网络的传染性体现在转载率与点击率上面，网络的传播方式跟古代的口耳相传性质相同，只不过，古代的口耳相传需要身体与身体的靠近，这种传播方式是单点对多点，在同时代的造谣生事能量相对有限，而网络的传播解放了身体力行之劳，网络缩短了传播时速，扩大了传播范围，网络大大改变了以往官方与民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网络传播的方式是单点对多点，多点再对更多的点，网络有多大，信息就能传播多远，从理论上来讲，网络传播是无限的，那么，无论是追问真相还是制造假象，网络的传播力是一致的。

  网络民意之追求正义揭批现象虎虎生风

  平面媒体与新媒体的联盟，使网络民众的力量日益强大。平面媒体加强了事件的可信度，网络传染了情绪，平面媒体传播了正义，社会的良性反应又鼓励了这种暧昧的联盟。

  电子媒介对群众的鼓动力显而易见。

  华南虎事件，就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传染型网络事件。2007年10月12日，相关部门兴奋地召开“陕西镇坪发现华南虎”新闻发布会，2007年10月15日，网民“党指挥枪”在天涯贴图专区贴出名为《陕西华南虎又是假新闻？》的图文。后续的争拗，不需要我在这里赘述，各方媒体早已发挥强大的叙事聚拢功能，每一步的细节都清清楚楚记录在案。华南虎事件，将了政府一军。事件的任何一方都相当恼火，不恼火的也假装恼火。这是民众掷向权力场的擦边球，大家都捉摸着反正搞不出人命，那么，怎么吵怎么闹都不过分。承担责任的不确定性，可评估的低风险，使民意与权力得以进行博弈。但我们都清楚，民意的最终指向是政府的责任，是所谓父母官的父性与母性，用现代法意精神来讲，就是公职人员的诚信与责任。

  2007年6月6日，网民“中原老皮”在大河网发布帖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山西黑窑工事件随之被追踪报道。网民在跟进事件、对苦主实施具体救助方面，做出了一些实际而有效的行动。但网民的激烈反应，与其说是网民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倒不如说是事件本身的恶劣引发全民公愤、挑战全人类良知底线。厦门PX事件，除开赵玉芬院士、厦门市民，全国不少网民也加入了这场捍卫生命权的“战争”。“红钻帝国”事件的怪异，年青女子的被拘与沉默，使网络民意的焦点集中在权力是否滥用、言论是否自由这些问题上。重庆“钉子户”事件显示，物权在权力面前如何脆弱，而在抗争权力的时候，民意又多么重要。

  2007年以前，网络民意热衷于道德之法、民族主义的纠缠，但为什么2007年网络民意参与公共事件的意志变得强烈明显呢？为什么2007年网络民众救助于法律之法的行动超越了道德之法？难道只有到2007年而不是之前，民众的权利才变得十分迫切？

  既然按政治学告诫我们的，不能假想权力是善意的，那么，我想，这种变化，是技术带给我们的福祉，而不是权力赐福苍生。不仅是网络技术，还有包括平面媒体在内的所有传播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技术使我们重新思考政治生活成为可能，反过来，政治生活再也绕不过技术。

  2007年网络与中国公共事件发生了秘密而可喜的联系，平面媒体从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平面媒体与新媒体的联盟，使得网络民众的力量变得日益强大。平面媒体加强了事件的可信度，网络传染了情绪，平面媒体传播了正义（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社会的良性反应又鼓励了这种暧昧的联盟。理性力量适时地站出来，民意得到有限的伸张。这一切，跟平面媒体与电子媒体的“和亲”密切相关。这也就是我想说的，技术最后终将改变的，是人心世界。

  加拿大政治家埃德温?布莱克的说法也许是对的：“计算机正改变着我们的政府和选举政治。它不仅改变着政党引导选举的方式，改变着我们关注选举的轮换方式，而且还改变着我们选举出的代表为我们所作的选择，以及公务员们为实现这些选择与我们打交道的方式。它虽然就发生在我们的鼻子底下，但并没有足够的人对此予以关注。”

  虽然我们的情况远不如布莱克所说的那样乐观，但网民毕竟也开始有参与公共事件的热情，权力社会有向权利社会转型的倾向。网络上更是出现了参与社会事务的博客：杨一平在奥一博客上公布有关部门的应答文件，征集网民的参政意见以完善其提案；连岳的博客，在厦门PX事件中，贡献了个人的言论力量；周曙光利用博客第一时间来报道重庆九龙坡区杨家坪的“最牛钉子户”（敛财之说另当别论），显示出个体在公共事件的敏感，以及新媒体、自媒体在即时新闻传播方面的强大优势。如此种种，都是积极的表现，足以加强我们的信心。

  网络民意之追逐财富股市楼市集体疯狂

  网上凡是关于股市楼市的帖子，点击率都不低，股帖洋溢着“死了都要买”的冲动与狂热，楼帖充满了“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愤怒与鲁莽。

  2007年的网络民意大势，除了参与公共事件、促进公共生活的改善之外，还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民意对财富的向往与信任。对权利的向往与对财富的痴迷，其内在逻辑是一致的，都是为保障自己的基本生活，保证自己不被剥夺，假想自己不再为教育、医疗、房子闹心。

  1978年始，国人对财富普遍产生浓厚兴趣，2004年至今，国人对财富的热情更是有些骇人，这是中国几千年之未有大变局。“带头大哥777”的博客点击率超过老徐的博客，打破女人天下的博局，结果大家也都知道，股市神人“带头大哥”因为涉嫌诈骗而被捕，但显然，那些狂热的鼠标、那一颗颗冒着受骗风险也要搏一搏的发财心，并没有停下来。同时，网上凡是关于股市楼市的帖子，点击率都不低，股帖洋溢着“死了都要买”的冲动与狂热，楼帖充满了“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愤怒与鲁莽。

  有关股市与楼市之势，多数媒体注意到“热钱”这一因素，但我们不要忘了，市场上有很多炒家是负债而欺市霸道，那么，投资的狂热就绝非“热钱”二字可以完全解释，投资的狂热是“小高炉炼钢铁”式的、要放卫星的狂热。很少人从社会心理来看这个问题，我想，这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信任超过了对其它事物的信任：财富才能保障我的生活，权力不会保障普通人的生活，反而有可能剥夺普通人的收入，那么，惟有财富才是值得信任的，那么，“带头大哥”的敛财手法自然就有人响应。这些，正是政府应该反省的，政府鼓励经济先行、强调政制后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们对财富的信任却超过了对其它价值观的信赖，更令人担心的是，这种敛财过程，并没有生长出相应的谨慎而诚实的资本精神，更看不到多么良好的商人习惯。

  网络民意之绝对自我无底线的伤害与反思

  2007年的网民，除了在法律之法面前验证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之外，也尝试着在道德之法面前自我拯救。他们对道德沦丧、人伦败坏有极端的反应。

  网络助民意介入公共事件，平面媒体推民意直上云霄。但同时，网络也增强了邪恶的能量。网络的可怕就是，它没有底线，没有限度，它有突发性偶然性，你永远不知道事情将会有多糟，你永远不知道事情要发展到哪一步才肯收手。

  网络传播的无限性，意味着信息的“覆水难收”，意味着人心的邪恶无可收拾。比如说石靖门事件，尽管受害者想办法在搜索引擎方面尽量降低影响、限制裸照的流通渠道，但收效甚微。泼出去的水还可能在人间蒸发，但不幸泄露的裸照、不愿为人所知的丑闻，就可能永远留在那些阴暗的电脑角落里，甚至可能一代一代地拷贝下去。只要人的心理足够阴暗，偷窥并贩卖他人隐私的行为就不会终止。又如熊猫烧香案，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会是网络世界里最后的一单为财“害命”（害电脑的命）的案子，每天都有病毒在网络上虎视眈眈。技术在更新换代，所谓“人心不足蛇吞象”，人性之丑恶也正日新月异。

  网络社区的自由性，使人们更容易任性、放纵、沉溺，或高亢或低落的情绪病，都会在网上表露无遗。在现实的人际关系中，一个人光天化日下裸奔的机会基本上会很微（公益活动、行为艺术且除外），一个人对另一个相识的侮辱谩骂可能会破坏他自己的人际关系。但网络就意味着放纵，行为方式难以被约束。

  网民可以日复一日跟帖侮辱李宇春，因为言语侮辱李宇春就似乎提高了自己的性别审美观。人们年复一年地嘲笑芙蓉姐姐，也是为自己的审美观、审丑观辩护。在熟悉的人际关系内，人们的行为相对来讲，是收敛的。但在网络世界里，当人们对着一张裸照、一衣情色意淫的时候，他们不用担心自己不堪的形态影响其日常身份地位。当“史上最狠毒后妈”之真相未明的时候，网络跟帖用语之恶毒，有让人发抖的能量，罪恶叠加起来，就构成了新的罪孽。网络世界的行为交往方式，为每个人内心的黑暗与丑恶提供了释放的可能性。

  从某种程度来讲，笑骂他人之人的自我感，与“卖笑”之人的自我感，没什么区别，网络世界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人生观辩护。网络中的这种“自我感”，是行为与心理的自我放纵。看上去，娱乐型的网络红人今年风光不再，事实上，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网上抛个身子出来，也就无所谓什么网络红人。一个芙蓉姐姐上来了，千千万万个芙姐跟上来了，侯总、客家仙子，在本质上与芙姐区别不大，他们都是愿意展示“自我感”的人。当愚人愚己的手法日趋一致，芙蓉姐姐的方式也就成为网络常态。当然，网络斗秀场，仍然是红粉世家当道，消费社会里，女性的身体工序比男性的要多得多，女人的每一寸肌肤都在商家与看客的目测之内，女人至今仍然是被看的“他者”。

  网络，带给我们的最大创伤，莫过于这种在看与被看中油然而生的，惟我独尊的“自我感”。这种“自我感”，让我们的道德之法产生混乱。

  2007年的网民，除了在法律之法面前验证自己的智慧与勇气之外，也尝试着，在道德之法面前，自我拯救。他们对道德沦丧、人伦败坏有极端的反应。官方推行网游防沉迷系统，是出于对青少年保护，资方让魔兽世界的终局变得和谐是金钱游戏下的道德置换，而我们看到了，网民不信任防沉迷系统，因为商人的道德品质不被信任，玩家们反感游戏终局的更换，因为该行为含有政治说教的指令。当彭宇被判赔45876元之后，网民一边倒地支持彭宇，罗永浩在他的博客以“再给正直一次机会”为题号召读者为彭宇捐款，网民在虚拟世界里寻回现实世界里失落的道德光荣。“最狠毒后妈”的称号，是网民善良意志下的阴差阳错，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传播，网民在行善扬善的过程种下了恶果，可幸的是，网民最终又挽救了一个生命，还了清白给人间。山西女孩郭小娟“骗捐”事件中，愤怒的网民在索取慈善精神之回报时，也反思了民间慈善的何去何从。面对人间罪恶，网民用各种极端的情绪表达出自己的善良意志。

  网民在道德之法面前跌跌撞撞了那么久，在2007年，他们终于开始信仰法律之法。在法的面前，我们的内心和行动日益强大。

  但是，当我们在为网络新生活欢呼的时候，别忘了，这些变化只在一小部分人群中发生。据CNNIC（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公布的第20次统计报告，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达到1.62亿，也就是说，过上慢速贵价网络新生活的中国人，不及我们总人口的1/5，还有4/5以上的人群无法共享互联网信息。此外，网民意愿的表达，多数情况是在匿名的前提下发生的，这些意愿能不能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合法“呈堂证供”，还是个问题。而技术既能开发表达的自由，也能限制表达的自由，“五毛”之类的帖神，给人们说话的欲望里落了点砒霜哑药，网络过滤器“净化”了回帖，但是，乐观一点来看，一旦信息之门被开启、诉求之想被启蒙，完全关闭、绝对禁止则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文/胡传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