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东智（左）在成都双流机场帮助搬运救灾物资。

　　
　　郝东智身后就是米-26。
　　本报救援报道特派记者邱志强摄

　　第二次余震发生在夜间，大约两点半左右，我在梦中被惊醒，感觉床在左右摇晃。当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一边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一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最后，按当地人的做法，我把啤酒瓶子倒放在桌子上，才敢入睡。当时报社只安排我一个记者在彭州采访，晚上遇到余震我心里特别紧张。
　　5月20日，是汶川大地震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中午12点多，我正在报社写稿，突然接到电话通知，“马上订票准备飞成都，下午4点50的航班。”此后的9天9夜里，汶川大地震不再仅是电视上惊心动魄的场景，它毫无遮掩地把生离死别和悲欢离合展现在我面前，带给我更多泪水和铭记终生的精神洗礼。
　　灾区人民调侃地震、幽默自己
　　21日早晨，我从成都出发奔赴彭州，到龙门山附近的通济镇采访。出发前知道震区余震不断，但余震到底怎样、震级有多大都是未知数。到彭州后，我才开始领教地震的威力，并且之后每天都领教。
　　第一次遭遇余震的情形历历在目。21日下午5点多我正写稿，突然感觉椅子向左侧倾斜，房间的玻璃“嗡嗡”响起来。“地震了！”一个念头立刻从脑海闪过。随后央视播出“17:33青川发生4.5级余震”的新闻，我才意识到刚才真的地震了。
　　第二次余震发生在夜间，大约两点半左右，我在梦中被惊醒，感觉床在左右摇晃。当时我的头脑一片空白。我一边听着自己“怦怦”的心跳，一边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最后，按当地人的做法，我把啤酒瓶子倒放在桌子上，才敢入睡。当时报社只安排我一个记者在彭州采访，晚上遇到余震心里特别紧张。
　　24日转战到绵阳市后，和同事们的“大部队”会合，我们又遇到了三次比较大的余震。25日青川6.4级余震发生时，我和记者邱志强刚从绵阳机场采访回来，刚走到酒店一楼大厅，突然脚下传来“轰轰”两声，像在打雷。走到六楼，却看见胡忠华副总编辑正带着同事们匆匆往外走，“快下楼，地震了！”我们匆忙通过安全通道下楼，途中看到安全通道的1楼到3楼的墙壁上已经出现裂缝，并且有大片的墙壁脱落。
　　5月27日下午，陕西宁强5.7级余震、青川5.4级余震先后发生，那时我和彭东正在绵阳市为帐篷学校购买图书。第二次余震时我们正在一家工商银行办理转账，眼看银行的楼房晃动，我们急忙跑到附近的广场上躲避。“5·12”汶川大地震至今，灾区已经发生余震九千余次，那里的居民每天要面对怎样的挑战，可想而知。“比地震可怕的是余震，比余震可怕的是预报余震，比预报余震可怕的是预报了余震一直不震。”在绵阳，我收到一个广为流传的短信。地震摧毁不了信心，震区居民们乐观地调侃地震、幽默自己。
　　北川人，比我们想象的更坚强
　　走进灾区群众中间，我才体会到他们远远比我们想象的坚强。地震后，绵阳市政府广场成了救援物资的集散地，来自灾区各县的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接收物资、协调工作。北川教育局的乔新远告诉记者，“5·12”那天，他是从三楼跳下来才逃生的，北川教育局的工作人员几乎全部遇难。“北川只要活着的干部，都在工作。北川还有人在，北川没有消失。”
　　北川工商联的尚女士忙着接收救援物资，一周下来她的嗓音都嘶哑了。“我回家看过一次，房子被大山移出了四五公里，全塌了。房子倒了还可以再盖，只要有人在，我们就能重建家园。”
　　在绵阳九洲体育馆灾民安置点，记者接触最多的也是北川人。这里最多的时候容纳9万多灾区群众，其中90%以上来自北川。在九洲帐篷学校，记者先后采访了数十名学生，他们有的老师同学遇难，有的失去父母姐妹。我没有看到他们哭泣。曲山镇毛家坝中学初一学生王明地震后成为孤儿，当他睁大眼睛微笑着问我“叔叔，能不能帮我要一套课本”时我真想号啕大哭，他怎么可以还能微笑？我心里祈祷，让灾难永远远离这个孤单而幼小的孩子。
　　尽管家园已被毁灭，但北川人都不想离开家乡，“我们的家在这里，不会因为地震就离开。再说，地震过去后也就安全了，我们可以重建北川。”地震发生一周后道路打通了，学生的父母们纷纷踏上回家的路，从北川人朴素的话里，我看到了北川的不屈和希望。
　　“在这里值班是我们的责任”
　　不仅仅是他们，灾区所有坚持在岗位上的人，都让人敬佩。绵阳市长虹大酒店入住了许多地震专家、救援人员和媒体记者。每次遇到余震，客人们纷纷往外跑，但酒店工作人员没有。一位大堂值班人员说，自己家在北川擂鼓镇，家里的房子毁掉了，但一直没时间回去看看，“在这里值班也是为抗震救灾尽力。保证客人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
　　是啊，是责任！正是这份凝聚民族之爱和人性之美的责任感，使灾区人民挺起了不屈的脊梁，让全国人民与四川血脉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