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王金涛

    （讲述者：曾颖，女，３６岁，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老年科护士长。）

    ５月１２日是国际护士节，汶川地震发生时，我正在住院部二楼会议室。先是听到一声轰隆隆的巨响，随后办公楼摇晃起来，眼看着墙壁在不停地震动，时间持续了一两分钟。

    等我能走出会议室时，发现许多病人陪护者和医护人员涌向了楼梯口的护士站。大家惊慌失措，纷纷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当时以为医院氧气房发生了爆炸，许多人也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医院１９９９年发生过一次爆炸。

    我们马上给医院保卫处打电话，得到的回答是地震，大家更恐慌了。我们开始组织疏散病人。

    我们科有１２８个住院病人，都是老人，最小的７０多岁，最大的１０２岁，平均年龄８５岁，陪伴他们的大都是家属从外面请来的陪护者，也有一些家属亲自陪床。

    由于不敢使用电梯，这些老年病人转移起来很困难，有的由陪护者背下楼去，但大多数陪护者都是女性，她们背不动病人，只能让病人坐轮椅下楼。到了楼梯口，轮椅上的病人下楼时，陪护者和护士们就一起吃力地把他们抬起来下楼。轮椅一时还不够用，护士们送完一个病人，就赶紧把轮椅拿到楼上，再转移其他病人。

    当时，不管是谁家的病人，大家都齐心协力，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转移到楼下的空地和草坪上。有的陪护者地震发生时吓得跑到了楼下，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又跑上来帮忙。

    有一位病人是痴呆和瘫痪患者，地震发生后，他的家属和陪护者都逃命去了，护士们搜索病房时发现了他。这位老人坐不起来，只能平躺，护士们就用被单拧成绳子，把他固定在轮椅上，然后抬出去。

    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地震，我很害怕，但基本没有表现出慌乱。因为我经常参加针对突发性事件的应急训练，有心理准备；还因为我是护士长，我要尽可能从容地组织和指挥病人转移。

    半个小时内，可以转移的病人都转移了，但还有二三十个实在离不开病床的病人，我决定留下来，守护他们。

    这二三十人都是危重病人，有的患脑梗塞，有的呼吸衰竭，有的心脏衰竭，其中４个人离不开呼吸机。呼吸机太重，工人们都搬不动，更何况这些危重病人在转移过程中更容易发生生命危险。

    我一个床一个床地看，挨个对他们说：“老人家不要怕，你们在我们就在。”那时我的想法是：即使知道自己要死，也只有去死。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多先进，而是职责所在，无法推卸，我不能因为害怕而抛弃任何一个病人。

    令我感动的是，另一位护士长秦燕和吴永梅等护士也和我一样留了下来，王红漫、张兴平等医生也一直坚守病房，没有逃命。还有一位护士长叫官莉，她本来在外面学习，地震后一直给我打电话，但当时手机根本打不通。她一着急，下午４点钟就跑回医院，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有一些病人的陪护者，虽然和病人没有亲情，但他们也留下来继续陪护病人。

    有一位肺心病患者叫韩新政，本来病情就很重，而且家属不在身边。大家把他转移到草坪上后，可能因为受了惊吓，韩新政喉头痉挛窒息，情况非常危急，急需输氧。医护人员赶快让工人从氧气房里抬了几个氧气瓶。护士们又跑到楼上端来急救盘，为患者治疗。然而，输氧对韩新政已基本无效，他急需呼吸机，而呼吸机都在楼上。此时，护士们又冒着危险，把韩新政抬回病房，对他实施紧急抢救，终于把他从死神手里夺回来。

    后来，韩新政的子女赶到医院，看到医护人员抢救韩新政，感动不已。子女们说，韩新政已经９０岁高龄了，如果再有地震，不要在他爸爸身上花时间，应该救助更多需要救助的病人。

    家属们这样说，我们肯定不能这样做，只要有一口气，我们就会不遗余力地抢救。

    下午３点半左右，医院召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四川汶川发生了大地震。下午４点，医院解除了警报，病人可以返回病房。我们告诉病人，如果觉得医院不安全，可以回家去住。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回家，都说病房里更安全。有的陪护者告诉我们，医护人员疏散和抢救病人的行为令他们很敬佩！

    由于担心余震给科室工作带来影响，我决定留下来值夜班。傍晚，上小学的女儿给我打电话，说地震后老师让所有同学都集中在操场上，现在同学们都走了，问我什么时候来接她。我说实在没有时间，只告诉她别怕。后来，女儿同学的爷爷把她送回家了。

    晚８点，我突然接到命令，医院马上派救援小分队赶往四川汶川灾区救灾，由我任救援小分队后勤队长。等救灾物资准备齐全后，我已来不及回家。一行１８名队员晚上１０点准时从医院出发，踏上了抗震救灾的道路。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全身已被汗水湿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