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黄鸣灾区采访路线图

本报记者黄鸣在灾区采访的路上。

    作为一个四川人，在地震发生后，我返回家乡采访。目睹了别人的苦难，也承受了家乡的苦难，经历着双重身份的煎熬。

    这段亲身的体验，本是职业行为，不值得书写；我也自惭于笔力的匮乏，无法告诉读者更多的灾区故事，反映灾区人民的真情实感。下文截取灾区采访的几个片段，几分感动，与读者分享，向所有灾区人民和关心灾区的人们致敬。

一座城市的脆弱与坚强

    5月13日晚，黑暗笼罩着灾后停电的都江堰，大雨浇淋着废墟，居民们睡在车里。我跟随山东省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守候在一个叫做八五三招待所的地方。6个人在废墟下等待救援，他们的求救声渐渐微弱。

    450吨吊车在轰鸣，救护车的警笛让人心烦意乱。余震不断，救援队员一边小心翼翼地清理砖块，一边还得留心这幢摇摇欲坠的危楼。受困者的家属在外面等待，任由大雨浇透了全身。

    截稿时间临近，没有地方写稿，也没有办法上网，我只能采用最原始的方式——打电话口述传稿。

    现代文明是如此的脆弱。面对这场特大自然灾害，人类作为特殊物种所长期拥有的优越感完全消失。

    但我依然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坚强。比如，在5月26日，我再次来到都江堰，探访刚刚投入使用的中德红十字会野战医院。蓝天和白云下传来隆隆的巨响，那是地震中的危楼正在被爆破拆除。

    很自然地，一位出租车司机谈起了他的逃生经历，在地震中，他刚买的房子和全部财产化为乌有。

    我正在想如何用合适的措词安慰他，这位脸上还缠着纱布的中年男人接下来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不过这算得了啥子呢？大不了晚十年退休吧。”

    一个县政府的简陋与尊严

    5月23日，我来到绵阳市安县安昌镇，这里是北川羌族自治县临时办事处所在地。在一个宾馆的火锅厅与门头房内，各部门以“一个牌牌、一部电话”的配备，象征着政府架构的存在与尊严。

    每个工作人员家里都遭了灾，有的人失去了亲人，有的人受了伤。但他们仍然感到幸运：很多同事已经与他们阴阳相隔。一些单位的全部工作人员遇难，抽不出人来办公。

    象征权力的公章，大多被埋在废墟之中，以至于民政局为接收好心人的捐款犯了难。权力的中心在几十公里外的山间帐篷里，那里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所在地。

    由于我有限的新闻经历，这一场景几乎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至少，在特大自然灾害的刹那，权力的尊严向权利的尊严回归，县长和农民共享“人”这同一个身份。

    一位农民的沉默与感谢

    九洲体育馆是绵阳市最大的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5月25日，在体育馆前的人行道上，我遇到北川县擂鼓镇的一位村民。这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一个孩子的父亲，背着一个破旧的编织袋，准备去投靠在建筑工地打工的亲戚。编织袋里，在大山深处的废墟里扒出的一点物品，是这个家的全部财产。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四川话跟他简单地聊了聊。他的话不多，我也不敢多问。烟抽完了，我祝他“一路顺利”，随后转身，准备去体育馆看看。

    他大概走了两步，然后回头叫住了我，看着我的眼睛，说：“记者同志，谢谢你的关心了。”

    类似的场景，据说央视记者李小萌也遇到过。一位回家取物的老农，在与李小萌交谈后，说了一句让她在镜头前失声痛哭的话：“谢谢你，让你们操心了。”

    我们遇到的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但我想，他们应该有着相同的名字。

    一个群体的奉献与光荣

    来自灾区的志愿者为抗震救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中的事迹突出者，已经被媒体广为报道。而更多的人则默默地赶来，默默地做事，默默地离开。

    让我印象深刻的一位志愿者，是25日在九洲体育馆前的公路路口遇到的。开往安县和北川县方向的车，都会经过这个路口。一位从甘肃天水赶来的退伍军人，穿着没有肩章的军服，站在路口，替前往灾区的人们拦车。

    这位志愿者叫皇甫晓龙，20岁。他已经在这里呆了10天，晚上和受灾群众挤在帐篷里。由于他身上的军装，他拦车比一般群众容易得多，而多数前往灾区的车辆，也愿意捎上几个人。

    “虽然我没有在最前线，但我觉得我还是为灾区人民做了一点事情。”他说。

    一次报道的结束与开始

    在四川，不断收到朋友的短信，询问灾区的情况，我的回复通常是：“灾情很严重，人们很坚强。”

    这是我和很多人的真实感受。灾区人们的冷静和坚强让我难以置信。

    冷静和坚强的表象背后，是否掩藏着情绪的洪峰？乐观的看法认为，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再深再痛的伤口也能够忍受。悲观的预测则是，等灾区的人们不再处于举国的关注热潮中，痛感才会慢慢地在他们心中升起。

    我在灾区的任务已经结束，但灾区的艰难并未结束，痛苦中的恢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希望、也相信，人们对灾区的关心不会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