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鹏在从平武县步行去南坝镇采访的路上。
本报记者刘海鹏灾区采访路线图
在灾区采访了11天之后，我带着对曾经战斗和仍然战斗在灾区的人们的无比敬意踏上了回家的路。当巨大的灾难来临时，灾区群众所承受和面对的都是我无法想象的，他们的那种精神也是我始料未及的。到达灾区的一刹那，心中的同情与怜悯感消失殆尽，剩余的只有对灾区人民和战斗在那里的人们的无比敬意。
灾区不需要眼泪，灾区人民不服输的性格和挺起的脊梁让我看到了灾区明天的雄起。再过5年，去那里看看，肯定又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一个“不知名的重灾区”
5月18日下午1点，当我和同事张跃伟随山东医疗救援队从成都赶到眉山时，却发现自己来错了地方，因为在这里看不到地震灾区的样子，人们的生活正常，宾馆、商店都在开门营业。 从地图上看，眉山市位于成都的西南方向，而地震的重灾区基本都在成都的北面。在采访眉山市副市长杨玉仙时，我们了解到眉山的基本情况：受灾比较轻，主要负责接收各地的伤员，是一个大后方。 到最前线去！采访结束后，我和张跃伟坚定了离开眉山的想法。
下午3点，医疗队一支10人小分队要赶赴青川县，我们决定随队前往。队伍到达成都后，我和张跃伟分手了，他去其他地方采访，我则继续前行。
在广元到青川海拔1000多米的一段山路上，两车道宽的道路常常会遭遇一大半塌方，车辆一不小心就会跌入深渊。76公里的路我们走了4个多小时。
5月19日，刚到青川，一次5.4级的余震就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不远处的山坡出现大滑坡，堵住了道路，刚刚还停车放行李的地方多出了许多石块。当晚，青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健告诉我，我们来青川的那条路又因地震滑坡被堵住了，幸亏我们没在路上。
“青川是一个不知名的重灾区，拜托各位把青川的情况如实报道出去。”5月20日，青川县委书记李浩生专门召开媒体通报会，对有关部门把青川列为次重灾区发表自己的意见，同时呼吁外界的支持。第二天，李浩生就接到了上级通知，青川县被列为极重灾区。 5月25日，“5·12”地震后最大一次6.4级余震又发生在青川，造成该县7万多间房屋垮塌，数百人受伤。
两位“80后”的志愿者兄弟
5月21日，当我接到去平武采访的任务，需要离开青川的时候，我才发现交通成了最大的问题。在青川县城，除了救援车辆外，我没有见到一辆出租车，青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马健帮我联系了出租车，但听说去平武，给多少钱都没人愿意去。 平武有山东第一支52人的赴川抗震救灾医疗队，他们在5月13日最危险的时候就冒着大雨到达了灾区，但因为交通和通讯问题，关于他们的报道很少。由于我正在青川，两地地图距离很近，因此我决定从青川赶过去。
青川县隶属于广元市，平武县隶属于绵阳市。马健建议我先回广元，从广元到绵阳，再从绵阳到平武，因为从青川到广元的车很多，到了广元市再找车就好找了。
马健的建议我没有听，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路上。幸运的是，5月21日下午，我在青川县指挥部遇到了来自济南金万通公司的两位“80后”志愿者牛纪峰和孟庆飞，得知我的情况后，两人决定趁晚上的时间送我到平武。
两人刚来四川，既没有山路的驾驶经验，也不熟悉道路，有的只是满腔的热情。刚上路的一段时间，我真的感觉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恐惧：如果发生意外，那就是我害了这两位志愿者兄弟。趁手机还有信号的时候，我给后方的领导和在绵阳的兄弟发了一条短信，留下了三个人的名字和电话以及当地指挥部的电话。 幸运的是，一路上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塌方和落石较少，车辆也少，虽然后来天黑了下来，但我们已经过了最困难的一段路。从青川到平武146公里的路程，我们只走了4个小时。5月21日晚9点多，我们安全到达了平武。 10名留下遗言的医疗队员
平武县城受灾不是很重，房屋倒塌不多，县城的大小广场上住的都是来自南坝、平通等乡镇的群众，南坝、平通离北川县城的距离甚至比离平武县城还要近，镇上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只有2万人的南坝镇死亡人数达到1700多人。地震发生后，南坝镇一度与世隔绝，直到5月16日，从江油市至南坝镇的一条乡间道路才被打通，外界救援力量才开始大规模进入。
5月23日，我到南坝镇采访时，沿途多处路段仍在清理塌方，有时一些路段要等待半个小时才能放行一次。完全垮塌的南坝镇大桥也在这一天开始重修，但要进入南坝镇腹地，仍然要从浮桥步行半个小时。
在南坝镇，记者见到了已经工作6天的山东医疗队队员王玉林和周东升，两位年过半百的专家每天都在余震中冒着塌方的危险穿行在山间给群众看病，对他们来说，这已经不算什么了。早在5月18日，两位专家就曾带领一支小分队步行7个小时从平武赶到南坝，在出发之前，这支小分队的10名成员都把最后一个电话当作遗言，然后义无返顾地踏上救援之路。 数万名期待重建家园的群众 绵阳市的九洲体育馆，安置的几乎都是来自北川的群众，最多时安置了近4万人，还有350名孩子在这里的帐篷学校上课。
到达绵阳之后，我曾多次来到这里采访，每天都能看到有群众离开，到5月27日，这里的安置群众只剩下了六七千人，很多人都已经回到北川，和来自山东的援建队伍一起，参加到家园的重建中。
地震发生之后，40岁的傅华健再也没有见过在茅坝中学上初中的儿子，虽然他曾多次去寻找，但都没有结果。谈起儿子的时候，这个坚强的羌族汉子努力控制着自己的眼泪，但他说得最多的还是回家。
5月25日上午，也是在九洲体育馆，56岁的彭玉秀正在为8岁的孙女石雨荷梳头，另一个孙女则在一边看书，两个孩子的父亲都已回到北川。这个朴实的羌族妇女告诉我，虽然家暂时没有了，但孩子都还在，她要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教她们学习，孩子的将来就是希望。 5月28日晚，当我在绵阳机场登上回家的飞机的时候，回想自己11天的灾区经历，我不知道自己为灾区做了多少事，但我所采访的每一个人，几乎都会向我表示感谢。其实，我更应该感谢他们，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一个个的动人故事，感受到了人间最真善美的东西。从他们那里，我也看到了灾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