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位开着三轮车到地震灾区参加救援的农民，他们那种“咱就是想出点力”的朴素愿望，向我们展示了山东农民，也展示了中国农民为国家尽公民之责的强烈愿望。他们的行动，昭示了农民身上蕴含着新的精神动能。
　　 十个山东农民的行动，说明他们和其他社会群体站在了大致相同的精神起点上，同样为国家的危难而忧虑，为灾区人民的痛苦而焦灼。十个山东农民虽然生活在乡村，面对大地震，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他们不可能向灾区人民捐出多少钱，由于自身缺少某种职业训练，他们也不可能像医生等群体那样向灾区人民提供专业化的帮助，但是，他们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对灾区人民的痛苦感同身受，并以力所能及的方式伸出援手。通过十个农民的行动，让我们对山东农民，也对中国农民的精神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
　　 十个山东农民的行动，也说明他们那种为国家尽义务、为社会担责任的意识，并没有被社会地位的尊卑高下所扭曲，“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们虽然不是社会强势群体，虽然没有支配某种社会资源的能力，但他们的社会心态是非常健康的。这种健康的心态，一方面展示了他们在国家危难时刻敢于担当的精神；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十位农民的行动说明，他们虽然不像社会中间阶层那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和组织能力，但并没有对国家的危难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尽公民之责。
　　 十个山东农民的行动，还说明他们已经有了为国家社会尽义务担责任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体现在农民的身上，显得尤其可贵，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农民对国家公共事务的关心，曾长期停留在“蹲墙根论朝政”的水准上，而社会的进化历史表明，如果公民意识仅仅停留在“形而上”的观念层次，如果只是高谈公民意识而没有行动能力，便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从这个角度说，十位山东农民应该成为我们很多人的榜样。我们相信，随着教育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农民越来越富裕，中国农民作为公民的行动能力，一定会越来越强。十位农民，为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前景。
　　 战争年代，沂蒙山人有“支前”的光荣传统，这种革命文化，是沂蒙山人，也是山东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十位山东农民长途跋涉到灾区，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支前”？从战争年代推着小车“支前”，到今天十位沂蒙山的汉子把自己一颗颗滚烫的心捧给灾区人民，我们看到了“沂蒙精神”乃至“山东精神”在这十位山东农民身上，开始转化为公民意识，转化为公民的行动能力。 十位农民的行动说明，他们虽然不像社会中间阶层那样，有很强的社会行动和组织能力，但并没有对国家的危难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参与，尽公民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