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站在岁月更迭的门槛，媒体又开始了一年的盘点。然而，跌宕起伏、大悲大喜的2008，已非平常的“盘点”可以承载。

　　无论是街头的随机采访，还是网上的民意调查，每个中国人都能说出几件刻骨铭心的大事：突如其来的冰雪灾害、汶川特大地震……还有杨佳袭警案，波及全国的出租车停运风潮，更有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盛宴、神舟七号成功飞天……

　　放眼国门之外，世界格局也在悄悄地改变。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美国人选出了黑人总统奥巴马，孟买惨遭恐怖袭击，索马里海盗连出重手……

　　对于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我们不想再用寻常的“盘点”回顾这一年的报道，我们选择了“再回访”经历过这些新闻事件的当事人或是与之相关的人，面对面地观察他们的表情，刻画他们的故事，感知他们走过大悲大喜之后的心声。也许，他们所讲的故事已为人所知，但他们的心扉却是第一次向人敞开；他们的讲述并不宏大，但却能触摸人的心灵，他们的真情告白或许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

　　我们也没有选择依光阴的顺序回顾2008，因为自然流逝的时间也已无法装载今年的风云变幻，所以，我们选择了按读者情感的需要和新闻的习惯自然排序。

　　“再回访”，或许不能涵盖2008年发生的大事。这，是个遗憾。但我们希望，这组“再回访”报道，能带着报道中的他们，以及报道中没有出现的你们和我们，毫无遗憾地走过2008，走进2009，把悲伤和泪水留给过去，让温暖和爱延续未来。

　　记者 马利民

　　“实在抱歉，灾后重建工作实在太忙，让你们久等了。”从电话预约采访到见到张周凯，间隔了足足10小时，12月18日晚上9点过，记者终于在四川省绵阳市见到了刚刚忙完工作赶来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

　　采访是从“因求救时的一句话而被众多网民称为史上最牛官腔”这个话题开始的。

　　5月22日，某媒体在一篇报道中这样描写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委大楼前营救的场景：

　　5月14日，贺一民带着人到县委勘察，爬上县委倾斜下陷到地面的屋顶，隐约听到里面有人呼救。他要求呼救者大点儿声，于是从下面传来了一个清晰的声音，“救救我，我是张书记！”这个人是北川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这里是县委大楼。“你不要跟我说你是哪个，你就说你有多少人！”贺一民说。他喊来了沈阳消防队。消防人员拿来生命探测仪，把摄像头插进废墟，直到从屏幕上看到一只巨大的眼睛。救援随即开始……有3名官员获救。

　　这篇报道在网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网友把张书记的求救语言命名为“史上最牛官腔”，认为他在临难之际仍想靠特殊身份谋求特殊照顾。

　　“其实网上对我个人炒作的消息我知道得很晚。7月初，省委政法委领导在北川慰问政法干警时对我说：努力干工作，别在意别人怎么说。当时我还有点搞不懂，后来抗震救灾事情一忙也没有太在意。直到七月二十多号，到了安昌的临时办公点才听同事说，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新闻。”张周凯坦言，说句真心话，当时在网上看到后，觉得很可笑，确实也不在意。

　　“至于那个记者说的情况肯定不真实，你想嘛，我们被埋了七十多个小时，单位同事和亲人也来找过我们，不停地在废墟上呼叫，记者又不是站在跟前，怎么知道我说过那些话呢？”张周凯说，他也不怪那个记者，只想多干点事来感恩，多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首次回应“史上最牛官腔”：

　　“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很淡而无味了，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也许是为了一种倾诉，张周凯首次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5月12号下午两点多，我们政法委在办公室加班的共有7个人，驾驶员、打字员等4人在旁边和对面的房间里。我在四层靠山墙(一栋楼房与另一栋楼房的间墙)的一个房间，隔壁是会议室。因为要向县委提交一份关于北川社情民意的调查报告，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在会议室帮我查阅资料。

　　地震突来，整个房间都摇了起来，因为北川经常发生小地震，第一震我根本没动。紧接着，只听一阵怪叫，整栋楼开始猛烈摇晃。我赶紧朝隔壁的会议室跑，大约几秒钟的时间，外面天昏地暗，并传来阵阵房屋倒塌的巨响，我们3人立即钻进了会议室的一个椭圆型的办公桌下。

　　就在我们刚钻进去不到两秒钟，共六层的县委办公楼全部倒塌了，我只觉得楼上天花板往下掉，楼板往下沉，随后就失去了意识，昏了过去。

　　我都以为这次一定死定了，但庆幸的是，等我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身体没有被压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慢慢地手脚有了知觉，发现自己身上只压了些残砖和瓦砾，嘴巴、鼻子都被粉尘堵住了，感觉出不来气。

　　在黑暗中有种说不出的恐惧，我喊了几声，发现崔代全和李国川都还活着。而此时，我们三人都已经被挤压在一个成三角形的狭小空间中，最高处不到70厘米高，可能是办公桌救了我们的命。于是，我们三人就循着声音开始在废墟下扒土。大约半小时后，我们三人通过慢慢挪动身体聚在了一起。各自检查了一下伤势，均无大碍，在摸索中崔代全的手背被什么砸破了，感觉血在往外流，我赶紧把衣服撕下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事后，医生给崔代全的伤口缝了七针，说多亏当时扎得紧呀！

　　也许是电视里的救援场景看多了，在黑暗中当时我们三个还在分析，推算着地震消息从北川到绵阳两小时，到省委两小时，到党中央调动部队集结来北川救援，最多八个小时救援部队就应该来救我们了。结果不然，废墟下的我们谁也不知道这次地震这么厉害。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废墟下没有任何光线，估计是第二天吧，我们开始有点紧张和失望了，心想这辈子人死得也太快了。为了寻找出路向外求救，我们开始轮流不断地扒土。根据记忆判断，会议室的办公桌离左边窗户最近，离右边靠近过道的门口稍远。于是，我们开始往窗户方向挖，说是挖其实也就是用手扒，挖了很久发现前面是大梁，感觉前面扒不动了，通往窗户的路被大梁堵住了。随后，我们又朝门的方向扒，但又被过道坍塌下来的厚厚的预制板挡住了。经过一番努力，尽管空间慢慢扒了出来，但要想走出废墟，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值得庆幸的是，在扒土中，我们找到了大半瓶还没被砸坏的矿泉水，为以防万一，我们渴了，每人都只能用舌头舔一口水。后来，水没有了，我们三人就把尿液集中起来，谁渴了也只能舔一舔嘴唇。

　　嘴上起了一层又一层的硬壳，也不知道有多厚，在废墟中为节省体力我们三人约好轮流呼救，每人两声。刚开始我们还能隐隐约约听到不远处废墟里有同样求救的声音。声音从男人变成了女人，越来越细，最后变成猫一样的声音，接着就是死一般的寂静。

　　大概到了第三天的晚上，我们的身体感觉已经到了极限，大家商量着与其这样等死还不如拼一下，干脆朝离我们最远、靠里面的山墙方向挖。就这样大家轮流去扒土，每人十多分钟，累了就歇歇，渴了就用尿液打湿下嘴。大概是15日中午吧，扒着扒着，我突然发现像米粒一样大小的亮光，开始还以为是幻觉，揉了几下眼睛，再扒，慢慢出现了一个缝隙。我叫崔代全把他在废墟下摸着的一根电线递给我，扯下身上的红T恤，用电线从缝隙弄了个红旗支了出去，但摇了半天也没有动静。

　　在我们的努力下，扒出的缝隙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拳头大小的小洞。“来救人哟，来救人呀……”就这样，我和李国川、崔代全每人喊一会儿，轮流着爬到缝隙处向外呼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正当崔代权在缝隙处呼叫时，外面突然就有了人。当时多名消防官兵对着洞口问“下面有几个人呀？你们是哪个部门的呀”等情况时，在缝隙处的崔代全告诉外面的救援人员，我们里面有三人，有政法委书记张周凯、综治办主任崔代全和政治处主任李国川。随后，救援人员给我们递进来两瓶矿泉水和一些饼干，让我们补充点体力。

　　当时崔代全一直在和外面的救援人员对话，并报告了掩埋在下面的人数和具体人的职务姓名单位，随后，他们根据我们提供的情况从废墟顶上打了一个洞，下来一个战士用毛巾把我眼睛遮住后，一把把我拉了上去。至此，我们三个人被埋了75小时后被成功救出。

　　“你说，如果当时记者不在洞口上，根本就听不到我们与外界的对话。何况当时已是七十多个小时，不可能像平时声音那么大，大家的声音已经非常微弱了。当然我也不怪他，再说经过这一生一死后，我觉得网上的这些评论和说法没有多大意思，很淡而无味了，没必要也不想去计较。”张周凯对记者说，“还有个重要原因，我觉得国家和外省的同胞都来关心我们，给我们北川灾后重建提供了很大的物资和精神支持。我们应该有颗感恩、友善的心，用友善的心态对待社会对待别人。”

政法委书记劫后重生的心态：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

　　听张周凯用镇定平缓的语气讲述着地震时如何扒墙抠缝轮流呼救，如何战胜恐惧相互鼓励，如何喝尿等待救援，记者情不自禁地被这位在废墟下与死亡抗争了75小时的汉子所折服。更令人感动的是，他第二天就拔掉针头，进村入户，组织大家抗震救灾。

　　5月17日，仅仅在绵阳404医院住了一天，他就避开医生的视线，拖着伤腿，悄悄离开了医院。随后的7天时间，张周凯步行200多公里，翻越了5座大山，穿越几十处塌方地带，不顾下有堰塞湖，上有泥石流的威胁，到了漩坪、禹里、桃龙、墩上等5个乡的30多个村，组织接受空投物资20多吨，使1万多名受灾群众得到了妥善安置。

　　此时，家在安县茶坪乡的张周凯的父母同样因地震震塌了房屋，翻了3天的山，直到5月18日才走到安县县城，在一个马路边找了个帐篷居住。而刚刚从废墟中被救出来就投入工作的张周凯对家人的生死还一无所知。

　　在这次地震中，北川县政法系统遭受了重大伤亡。82名干警遇难，占全部干警的31%。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同志，也有很多人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妻子和儿女，失去了手足同胞，剩下的只有残缺不全的家庭和悲伤。

　　地震发生后，北川县内有近十万人逃离自己的家园，分别在涪城、游仙、三台、梓潼等地集中安置，最多的时候，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达到14个。

　　“由于人员集中，医疗、防疫、消防、物资供应、生活保障矛盾十分突出，加上受灾群众还处在极度恐慌和失去亲人的悲痛之中，各安置点不断出现治安案件，成为当时最不稳定的地区。”张周凯说。

　　作为县委政法委书记，张周凯把灾后的稳定和治安摆上了日程：5月27日，他组织召开政法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具体措施，让全体政法干警迎难而上，战胜前所未有的困境，全面恢复和履行政法职能。6月15日，公、检、法、司各部门全面恢复了职能，政法各项工作有序地进行。

　　张周凯还组织了多个工作组，深入各个集中安置点，主动调解各类矛盾，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在其他部门的配合下，近10万受灾群众在集中安置点的生活逐渐平稳。据统计，安置点未发生刑事案件和较大的治安案件，受灾群众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灾后重建工作也正在有序地开展。

　　“现在，政法工作已覆盖全县的每个角落。”张周凯欣慰地说。

　　灾区群众的工作无小事。白天，张周凯走村串户，协调解决粮食、居住、疗伤、治病等问题，不放过每一个具体问题；晚上，他在帐篷里把情况写进工作报告。

　　“能够在大难中活下来，我已经很幸运了。拼命工作，就是最好的感恩！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用我新的生命，为家乡、为基层的政法事业，忘我地工作！”张周凯说。

　　在“5·12”大地震中，四川灾区公安机关损失惨重，共有18个县级公安机关、218个派出所等基层一线实战单位的办公用房严重损毁。与公安系统一样，灾区的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系统同样损失很大，有的办公楼彻底倒塌，有的单位人员损失一半以上。

　　然而，在短短的百日之后，灾区政法系统不仅迅速恢复了“元气”，还创造了奇迹：自5月以来，四川6个重灾区刑事案件立案同比下降55%，治安案件发案下降41%，没有发生重特大刑事、治安案件，灾区和全省治安大局平稳，社会总体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