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上述这些问题不仅仅发生在中下层干部身上，而且还发生在职位比较高的干部身上。清华大学的《国情报告》的关于66起省部级干部腐败个案研究是一份很有份量的报告，它“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即省部级干部边腐败边提拔问题突出。报告指出，1992年前查处的16名腐败高官，没有一人在腐败的过程中职务得到提拔；1992年后查处的38起案件中，有22名腐败高官在腐败过程中升了官，占57.9%。所以，这个问题不仅仅涉及到反腐败反深、反透、反彻底的问题，也是干部问题能不能落实问责制，更是一个涉及到官场的清明、廉洁的党风问题，然而在当前轰轰烈烈的反腐败斗争却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在许多百姓、干部的脑中更是一盘“糊涂账”。

    是不是中央没有这方面的要求？我想不是的。江泽民同志早就指出：“我这里要强调一下，现在存在漏洞不少，要特别注意研究解决领导和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凡是查出这样案件的地方和部门，都要弄清楚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怎么受表彰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采取措施避免这类现象继续发生。问题严重的地方和部门，首先要把那里的党组织整顿好。”在江泽民同志的这段话里最为核心的问题是二个：一个是“这些人是怎么上来的”，另一个是这些人“怎么上来的”的过程“都要弄清楚”。我想，这是中央反腐败的要求，是中纪委反腐败的要求，是中组部反腐败的要求，也是我们总是在强调的“从严治党”的要求，然而在现实中有多少 “带病提拔”、“边贪边升”的腐败高官案件是按照此要求做的呢？

    是不是我们党的传统中没有这样的做法？非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三反”、“五反”运动枪毙了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那时腐败分子所在单位是怎么对待这些腐败分子的呢？早在处决刘张两人一个月前，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代表省委作了检讨，并公开刊登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加了编者按；两天后（1月8日）省长杨秀峰代表省政府作了检讨，同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省委书记林铁同志的妻子弓彤轩的《检讨我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又过了十几天，2月6日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稿给《人民日报》，文章的标题是《弓彤轩应重新检讨》……为什么解放初期的腐败搞得那样彻底？人民那样满意？原因之一，就在于上上下下都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当时那些主管“刘青山、张子善”的“教育者”都没有采取回避的态度，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检讨，主动承担责任，而且广大的普通干部真还有实施监督（再批评）的权力。看一看现在，在一些地方有几个主管“腐败干部”的领导是这样做的？！

    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大致有以下几个。

　　第一，对领导干部的人性假设存在教条、僵化的倾向。

    著名法学家孟德斯鸠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至极限。”什么意思？起码有以下两层，一是每一个权力者都有可能“干坏事”，都有“腐败的可能性”；二是权力场容易使当官的腐败，它为人性中的“恶”的蜕变、堕落提供了土壤，为人性中的“丑恶因子”的释放提供了条件和机遇。正因为如此，权力者才需要制度，才需要监督。但是，我们的社会历来对导致官员腐败的人性中的“丑恶因子”估计不足，将官员的人性停留在“是一群用‘特殊材料’组成的、好的和比较好的占绝大多数的‘政治人’”的层面上，后果呢？这种教条、僵化的假设有以下三点：一是容易对官员腐败的可能性估计不足，很是“麻痹大意”；二是想当然地假设问题：即这么好的领导干部还要监督？因而是不敢监督；三是一些领导容易用这种“政治人”的假设来封住监督者的口。

　　第二，对腐败官员的“保护伞”认识不足。

    如今的“大腐败”大都是以窝案、串案为特点的，其主要特征是：形成了以腐败利益均占为主要纽带的“腐败利益集团”，这种“腐败利益集团”为了不让“腐败利益”东窗事发，为了获得更大的、更多的“腐败利益”，因而“构筑关系网”、寻找“保护伞”便是他们的基本行为方式，于是他们便用“腐败来的利益”去打通“关系网”，去搞掂、摆平“保护伞”，所以，在当今官场中很是盛行“三个一点点”的腐败理论：即“你送我一点点，我自己留一点点，我再往上送一点点”……那么，为什么当今的社会打不破“腐败利益集团”的“关系网”和“保护伞”呢？原因有以下几点：（1）“腐败利益集团”的“保护伞”的权势更大，轻易是不会动的；（2）“腐败利益集团”对“保护伞”进贡的所谓“一点点”是完全不留下“痕迹”的，即便腐败分子“招”了，也会因证据不足而告吹；（3）官场还留下这样的“潜轨则”，谁咬上头越多，“死”得就越快，判得就越重，因而谁都不想打破这个“潜轨则”；（4）腐败分子还寄希望他们的“保护伞”在审判、判刑过程中“暗暗相助”。

　　第三，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不落实。

    用人失察失误责任追究机制一直是我党强调的东西，然而在一些地方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尽管有的腐败分子是他们一手提拔、重用起来的，尽管是经过他们的手将腐败分子一手“红色包装”起来的，但是，一旦这些人出了问题，这些领导都统统装聋作哑起来，更有意思的是，原本这些本是属于自己失察、失职的“坏事”，现在都变成了揪出腐败分子有功的“好事”，本来是一件件不折不扣的“坏事”，现在居然都变成能邀功请赏的“好事”，因而谁都不去总结，即便是露出了马脚、留出了“破绽”，谁都不去负责，谁都不去追究，当然会使那种跑官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发展起来，当然会使那些原本就不是好东西的人有机可乘。

　　第四，舆论监督没有到位、而且没法到位。

    腐败分子最喜欢的是什么？是所谓只有几个人知道的“内部处理”。腐败分子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是公开、透明的“舆论曝光”和“舆论批判”。为什么？因为“舆论曝光”和“舆论批判”讲究的是充分发动群众，讲究的是顺藤摸瓜、穷追猛打，尤其是在追究责任这一点上丝毫不放松，对腐败分子来说，后者一点“活动的余地”都没有，所以凡是反腐败反得好的地方，不仅是舆论监督跟上去了，还冲在了前头，有的领导想包都包不住。但是，纵观一些地方上的反腐败，越是腐败“全军覆没”的地方，越是出“大腐败案件”的地方，舆论监督就做得越差，舆论监督只是走走形式，领导让反什么，舆论就监督什么；领导不让反的，舆论就动都不能动，因为舆论监督没有到位、而且没法到位，所以责任追究也就只是说说而已，反腐败亦基本停留在“点到为止”的程度。 （邵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