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新闻，笔者有些吃惊。所惊之处不在于开门收“红包”的嚣张，而在于对于这样一起情节并不复杂，是非相当明确的事件，竟然又“惊动了中纪委”，又一次是由一个“中央级别单位牵头”的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处理结果。

　　一段时间来，由中央部委介入或牵头的“中央级”调查组频频出现：从比较复杂的“哈尔滨天价药费事件”、“齐二药假药事件”，到算不上复杂的“陕西潼关乱收费事件”、“药监局索贿事件”，甚至到一个中等城市搞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猪肉价格畸高事件（8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都需要中纪委、最高检或国务院相关部委的调查组、检查组一竿子插到底地处理，才能期待给出一个明确、正义的说法。甚至像农民工欠薪问题、农产品难卖问题，眼睁睁地存在那儿许久无人过问，直到国务院总理表态了，发火了，地方上才肯“动一动”。

　　这绝非正常现象。当中央部委的专案组、调查组频繁从北京派往各地，既表明了中央“将政令送出中南海”的决心与国家得以善治的信心，也从另一个层面显现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力上出现了问题。

　　有人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但笔者窃以为，大国实现大治，更像是考试做题。有过考试经验的人都知道，百分试卷，大题有大题的做法，小题有小题的做法，一旦用做小题的方法敷衍大题，或用做大题的手笔解剖小题，便离“考不好”不远矣。治国之道，亦同此理。

　　 泱泱大国，政事千头万绪，有国家大事，亦有日常小事。在现代政治的框架下，各有其解，各司其职。并非说中央部委就不能亲力亲为，亦非说地方政府就只能纠缠于鸡毛蒜皮，而是按照一般的权力资源配置来说，中央部委更应该做好全局性、调控性的问题，对地方机构做好指导，而不是如同一个“救火队”一样，在全国各地疲于奔波，去应对本该在省市一级甚至是县一级就应该被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猪肉价格问题。

　　可以看到一个不良的倾向：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地方上是大事，全国性只能算小事，在地方的调查中，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一通折腾之后，关系到数万人利益的“大事件”被越做越小，搞得一塌糊涂，到头来不得不由一个级别更高也更庞大的调查组全面介入，正本清源。是地方上真的做不好吗？我看未必，更多的是地方利益的瓜葛之下，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乱作为罢了。长此以往，一些地方政府便更加懒惰起来，只要中央不批示，只要上级不愤怒，就可以得过且过，甚至有了上级部门的三令五申，也阳奉阴违有令不行。

　　某些地方政府“大题小做”的渎职冷漠，令中央部委不得不“小题大做”。而这，反过来又培养了地方政府的惰性，使它们越发敷衍塞责起来。毫无疑问，这一状态必须改变，改变的关键，就是“中央级”调查组在不得不“小题大做”的时候，要对地方相关政府责任人，连带问题主体一并追究，一并问责。在调查之余不妨多问问：一个县本来可以解决好的问题，为何到头来市里、省里都没能解决，直到惊动中央？有没有人从中作梗？有没有人涉嫌渎职？

　　在有些地方政府眼里，遇事不作为的成本，远远低于积极作为的成本，那么谁还愿意作为呢？正因如此，才更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惩治之道，便是让他们的不作为必须付出代价。当中央政府真的下定决心，加大问责，加大官员不作为成本的时候，各级地方官员便会积极行动起来。比如，SARS的时候，处理禽流感的时候，有了“失职免职”的红线，那时的办事效率不也挺高吗？只有逐级问责的步子迈开了，地方政府“大题小做”与中央政府“小题大做”的尴尬，才能越来越少，直至实现一种体制的良性运转。（毕书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