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听一位反腐败工作者讲课，他的一席话让我深受震动。他说，２０多年来，我们国家的职务犯罪案件起刑点节节提高，有一种“查大放小”的趋势，不利于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开展。

    回想这么多年我们反腐败的实际情况，仔细分析他的这一观点，觉得颇有些道理。自１９７９年以来，不论是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还是司法实践，贪污罪、受贿罪的起刑点一次次提高：１９７９年《刑法》没有具体规定数额，司法解释规定１０００元为立案标准；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规定构成贪污罪、贿赂罪的数额一般为２０００元；１９９７年《刑法》修订后，规定构成犯罪的数额一般为５０００元。而在东南沿海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目前在实际办案中，一般情况是，贪污、受贿金额５万元以上的才立案，低于５万元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起刑点从１０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再到５０００元，甚至违反法律规定擅自提高到５万元，从客观上讲，是因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了，对贪官腐败犯罪金额的立案标准也就水涨船高了。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忽视：虽然腐败犯罪的起刑点高了，但查处的犯罪贪官却没有减少。相反，总的趋势是，上世纪９０年代比８０年代多。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腐败现象仍呈高发、多发态势。而且随着执法底线的后退，尤其是在按法律规定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情况下，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不可估算的“腐败犯罪黑数”，或者广泛点儿叫“贪官黑数”——一些人只是因为犯罪金额达不到起刑点，而仍然逍遥法外，甚至继续在贪。而这些人的行为又“鼓舞”更多的人去贪。一句话，“查大放小”的结果只能是：未达到立案标准的贪官们在“没事偷着乐”。

    所以说，依靠提高腐败犯罪起刑点的办法，不能震慑贪官，更不能遏制腐败。起刑点或者说立案标准如何定，这有待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研究，有待专家学者们探讨。但有一点必须明确，就是对腐败特别是腐败犯罪的认定标准，是越严格越好，而不是一味地迁就。如果我们的执法底线后退一小步，贪官贪婪的欲望和腐败的行为就会前进一大步。事实的确无情地说明了这一点。

    对腐败现象，不论是公共部门，还是社会公众，正确的态度只能是“零容忍”。不要说是犯罪，就是国家公职人员占了公家一丁点儿便宜（如从单位拿回家一支笔，自己买件内衣开成办公用品的发票拿到单位报销、公车私用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一丁点儿东西（如一条烟、一瓶酒等），全社会都群起而攻之，或批评曝光，或将其撤职开除，使其无地自容，甚至罚得他倾家荡产，你看他还敢不敢腐败！

    说到这儿，我又想到了那位反腐败工作者的一句话：一些国家认定受贿，不是看收受金钱的数量多少，而是看收受的东西有没有使用价值——官员收了有使用价值的东西，就是受贿，就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虽然外国的月亮未必就比中国圆，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腐败的一些成功做法和有益经验，我们是可以也有必要结合国情借鉴的。据传，某国一高官因为用公款买了件衣服，被媒体曝光，结果被迫辞职。而在中国，目前这是不可能的。什么时候可能呢？对腐败犯罪不再“查大放小”时，当执法的底线不再后退时，对腐败的认定标准制定得更加严格时，当全社会对腐败“零容忍”时。我想，这并非痴人说梦——因为我们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正在建立健全，法网也正在越织越紧密。(王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