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77年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时,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接见马庆水等与会代表时的合影。记者 雍坚 摄
马庆水近照。
在省教育厅8楼的一间办公室,61岁的马庆水点燃一支香烟,深深吸了一口,让自己的思绪回到了30年前,那个恢复高考的特殊年代。
马庆水,曾任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正厅级巡视员。现任山东省教育基金会会长。1977年,当时在省教育部门工作的马庆水全程参加了那年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议,见证了当年恢复高考的全过程。
1977年以前上大学要推荐
马老回忆说,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制度被废。1971年至1976年,招了六届工农兵大学生,招生原则是著名的“十六字方针”,即“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
“我是1973年开始参与每年的招生工作的,当时还没有招生办,就是抽调几个人组成一个临时招生机构。”马老说,跟现在的招生工作比起来,当时招生工作很简单,按照“十六字方针”来。教育部把计划分给山东,省里再把招生计划全部分到地市。
第一次招生会:开完了没动静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招生工作会,是1977年6月在山西太原晋祠宾馆开的,前后共22天,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主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山东代表是两个人,宁汉戈和我。”马庆水说,当时宁是省教育局分管招生的副局长,他是计财处副处长。
马老说,那个时候“两个凡是”对人们思想禁锢得很厉害,整个会议没有太大争议,会议确定的招生办法还是“十六字方针”,因为当时教育战线的思想依然恪守1971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开完会,两人就回来等红头文件,但一直到7月底8月初还没来。
第二次招生会:突击学“8·8讲话”
8月9日,省里突然接到教育部通知:11日到北京饭店报到开招生会。宁汉戈和马庆水又火速赶到北京。到会之后让先学习邓小平“8·8讲话”(即后来收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当时,那篇讲话只有手抄件,整个华东组将近20个人,学习文件得人手一份,就只能抄了。”马老说,当时他刚31岁,是华东组里面最年轻的,抄文件的活儿责无旁贷,“我就垫上复写纸,一次抄几份,抄了整整一夜。”
之后大家才知道,在此前邓小平同志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气愤地列举了“十六字方针”的罪状,批评现有招生制度摧残青年、摧残人才,必须马上就改。邓小平当场问教育部长刘西尧:“怎么办?”刘说:“今年来不及了,明年办。”邓小平很坚决地说:“来得及,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明天就把各省负责教育的同志找来,再开一次招生会,我要去讲话。”
就这样,8月13日至9月25日,当年的第二次高等学校招生会在京召开,这是建国以后会期最长的一次招生会,会期达到40多天。
半夜紧急传达小平讲话
马老回忆说,当时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一、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二、是否可以恢复考试?三、录取中政治审查如何贯彻?那时候,“两个凡是”思想还占主导,大家翻遍了毛著,都没找到招应届生和恢复考试的依据。当时不少人提出,如果继续按“十六字方针”办,中国教育将不堪设想。但是,教育部主要领导受“两个凡是”的束缚,迟迟不表态,会议在激烈的争论中一天天地拖延下去。
当会开到一个多月时,《人民日报》两位老记者写了一篇内参,对刘西尧等人提出了批评。
9月19日,邓小平召集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开会,发表了著名的“9·19”讲话(即后来收于《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的《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马老说,当日深夜12点多的时候,大家都睡了,突然接到会务组通知,起来坐上大巴车,到教育部五楼会议室开紧急会议。会上,刘西尧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
传达了小平同志讲话后,会议的调子定了下来,大家很快达成一致意见:废除推荐,恢复考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择优录取。教育部主要领导作了自我批评。
当年山东高考报名80万
很快,红头文件发下来了,大家赶紧组织招生工作。马庆水说,之前大家都没有组织过考试,临时成立了招生办,宁汉戈同志任主任,马庆水和其他两位同志任副主任。
“当时考生的报考人数是创纪录的,到现在都没有突破过。”马老说,当年国家给了山东8000人招生计划,报名人数达到80万,是真正百里挑一。
1977年聊城考生全体降10分
马庆水说,由于当时省里没有这么多的人力、物力,也没有那么大的场地搞集中阅卷,当年的高考阅卷是各地市自己阅的。各地市组织完阅卷后,把分数统计好,连同考生的卷子一块送到省里复查。马老说,当年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卷子送上来一看,发现聊城地区分数偏高,阅卷掌握得偏宽,就惩罚聊城,把所有考生总分降了10分。”
由于老三届的学生考试成绩普遍较高,省里定了两条线:25岁以下的考生分数线稍低些,照顾一下。最后发现,大龄考生中有不少高分的优秀考生没有录取上,后来省里又动员各高校多招几个。就这样,最后山东又补招了2000人,总共招生1万人,录取比例1:80。
本报记者 蒋波
■往事追忆
误入印刷车间被留下帮忙干活
当时命题是省里自主命题,招生办从山东大学等高校找了两三个人做参谋,又找了二三十人组成命题小组,一个副主任带领一帮人到长岛封闭起来出题。
命题老师们命完题后,直接从长岛拉到了印刷车间干校对,印完试卷又拉到泰山饭店封闭起来,直到最后一门考试试卷发下去半小时后,他们才重获“自由”,前前后后被关了近两个月。
到哪里印试卷呢?为了做好保密工作,一开始准备在安徽印刷,马庆水为此还专程站了一路乘火车赶到合肥考察印刷厂。最后,在省出版局的帮助下,在莱芜找了一个三面环山、有保密车间的印刷厂。
“在印试卷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马老回忆说,当时莱芜法院的一个年轻人去保密车间拿印的布告,厂里的保卫科长说:“我进去拿,你等会儿。”那个年轻人在门口等了一会儿后也闯进去了,不知道为什么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没拦他。但他进去后一看在印试题,就想走,被出题的老师看见了,一把抓住说不能走。小伙子看见闯祸,吓得哭了。最后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跟他的单位协商,通知家人把生活必需品送来,留在车间帮着干活。
本报记者 蒋波
副校长组织舞弊被开除党籍
尽管当时考场纪律抓得很严,但那年的考试中还是出了一起作弊事件。马老告诉记者,当时莘县一个中学的副校长,组织了几个老师在考场外给学生答题,然后把答案送进考场。后来有人民来信举报了这件事,那个副校长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一听到这个处分,那个副校长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痛哭流涕,后悔不迭。”
本报记者 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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