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昭建向记者展示自己珍藏多年的老照片。

大学毕业证上的照片。

王昭建上大学期间在校园内留影。

　　1910年12月10日出生，1931年考入山东大学，1935年毕业……97岁高龄的省文史馆馆员王昭建老人是目前健在的最年长的山大校友。原以为让这样一位耄耋老人回忆自己76年前的高考会有些困难，没想到老人不但耳聪目明，而且思路清晰、语言流畅，连当年一些小小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
　　因家境困难，当年差点放弃高考
　　1931年21岁的王昭建从山东省立高级中学毕业了。“按父母当时的想法，他们不希望我考大学，想让我尽快就业，因为那时供一个大学生也很吃力，而父母岁数已经很大了。”王昭建说，父母40多岁才有了他这个独子，当时父亲是电灯公司一个小职员，每月二三十元，母亲没有工作，是位家庭妇女，这样的家庭条件是上不起大学的。在20世纪30年代，学费最便宜但是也最难考取的，是清华、北大这样一些国立大学，这些大学的学费每年约20-40元；而被称为“贵族大学”的燕京、辅仁等教会大学，学费特别昂贵，每年约160元。
　　当时济南有个政策：本地大学生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每年60元的资助。王昭建祖籍江苏，虽然从清咸丰年间开始家人就定居济南，可那时看重籍贯，按规定不能享受这一待遇。
　　迫于家里的经济条件，王昭建高中毕业后就考上了邮务佐，准备去邮电局参加工作。就在高考开始前十几天，他的叔叔和舅舅知道了这个情况，提出要资助王昭建上大学。一向固执不肯接受别人帮助的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终于点头答应了。“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就跑到北京准备考试去了，生怕走晚了父亲就改变主意了。”王昭建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高考时，王昭建在北京住了一个月
　　上世纪30年代，各高校都集中到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统一招考。“为了方便考生报考，每所学校都是独立出题，安排的考试时间都是错开的，互不冲突。考完了北大、清华，还可以再考师大、交大，这样有利于学校和考生进行双向选择。”王昭建说。
　　从济南出发时，父母给了王昭建50块银元，从未出过远门的他和同学一起坐上火车，怀着忐忑和兴奋的心情奔向北京。王昭建回忆，1931年，山东省立高中是全省唯一的高中，当年有七八百人毕业，其中，约有60%-70%的人最终参加了高考。
　　“那时候北京的学校公寓里面住满了全国各地的学生，大家在一起互相交流信息，传阅往年高考的试卷。当时报考一所学校需要两块钱，为了保险起见，绝大多数考生都报了至少四五所大学。”就这样，一场接一场考完后，王昭建又住在公寓里等发榜，前后共在北京住了一个月。
　　考了4所大学，唯一被山大录取
　　北大、清华、北师大、山大，这是王昭建当年报考的4所大学，虽然前3所都落榜了，但幸运地被山大录取。
　　“我初中上到一半就发生了‘济南惨案’，当时就读的正谊中学被迫停课，在家呆了很长时间后又转到教会学校集美中学上学，后来又考入山东省立高级中学读高中。代数课就是在转学过程中落下的，多数题都不会做，幸好别的功课不错。”
　　1935年大学毕业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王昭建查到了自己入学时的单科成绩，百分制的数学自己仅得8分。
　　因为当时那种特殊的报考方式，不少考生同时考上了好几所大学，这样就为自己赢得了自主权。王昭建举例说，他的高中同学严薇青(后为山师大著名教授)当年只考上了青岛大学，入学后利用课余时间去数学系听课，次年再次参加高考，结果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另一位高中学兄季羡林在1930年高考时，同时考上了北大和清华，最后选择了去清华读大学。
　　在山大上学时，最喜欢听梁实秋的课
　　在山大上学期间，王昭建每年的学杂费是20块，由于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从第二年起，父亲就开始不再接受亲戚的资助，开始独立供他念书。
　　在山大读书的时候，王昭建第一年学的是教育，后三年转入外国语文学系。王昭建说，自己最喜欢上梁实秋先生的课。那时候，梁先生30来岁，精通外文，却从不穿西装，他上课时，永远是踏着铃声进教室，下课铃声未停，就已经步出课堂。“梁先生的理论是，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时间是学生的，一分钟也不容侵占。”
　　提起70多年前的往事，王昭建仍记忆犹新。
　　大学毕业后，王昭建被安排到安丘中学教书。日伪时期，他回到济南。当时的公立学校均被日本人控制，他和很多同事都约好，决不到那些学校任伪职。为了养家糊口，他就去了教会学校齐鲁中学当教员。抗战胜利至济南解放前，王昭建先后在济南市政府、山东省政府任文职，曾给当时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