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１９７７年那个涌动着春意的冬天里，我们国家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关闭了１１年的高考考场再次敞开大门，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回来了。我的命运也在那年发生了重大转折。在那之前，我在一家无线电厂当工人。
初中毕业
我当上了工人
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小学毕业，正准备参加中考，却没能按常规升入中学，因为一场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拉开序幕。没有踏入初中门槛的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没有闲着，我们成立了红卫兵的外围组织——红小兵，每天跟在自己的哥哥、姐姐们后边凑热闹，他们贴大字报，我们提糨糊；他们撒传单，我们抢传单；他们大辩论，我们挤着看；他们斗“走资派”，我们跟着喊口号……
到了１９６８年，我们终于坐在中学课堂里恢复上课的时候，澎湃了两年的“革命”热情依然没有冷却下来。在我们最需要教化、最需要系统灌输知识的年龄，我们的头脑中，过多地接受的却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读书无用”、“知识越多越反动”等信息。
１９７０年，短暂的中学时代在我们一会儿停课闹革命、一会儿到农村学农、一会儿到工厂学工，学校的座位都没有坐热的情况下很快就结束了。当时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我和我的同学们全部被分配到了工厂企业，成为“文革”开始后工厂恢复招工的第一批学徒工。
学徒生活
深感文化底子太差
我所在的这个无线电厂，是一所大学的校办工厂，集科研、生产于一体，研究开发在当时来说属于科技尖端的电子产品。我所工作的车间装着空调，四季恒温，穿的工作服是拖鞋和白大褂。带我的老师是一所大学的助教，因搞科研攻关，将她和其他一些大学的老师、大学毕业生集中在一起，承担新产品的开发研制工作。据说由她负责的课题组研制的产品，填补了当时的国内空白，她还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这种工作环境，与我想象中机器轰鸣、满手油污的工厂情景大相径庭。老师们的形象也与我想象中穿着蓝布工作服、满脸沧桑的工人师傅形象相距甚远。但我很快被老师们那种严谨忘我的工作状态所感染，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活。
实际文化程度只有小学水平的我，一下子接触到知识和科技含量极高的电子产品研发工作，简直犹如老虎吃天、无从下嘴。扑面而来的一些名词、事物，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电路、载波、超声波、激光等等，每个名词，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无底洞，我不知道这个洞里到底装着什么。生性要强的我急于要把它搞明白，可越想搞明白，越感到自己知识的贫乏、能力的欠缺。我时常陷入一种无知、想知而不能知的矛盾之中，痛苦焦躁得坐卧不宁、寝食难安。老师不厌其烦地向我讲解工艺流程、工作原理、操作守则等，但我总感到这些东西是那样的高深莫测和难以驾驭。慢慢地，我工作之初的那点自豪感渐渐被深深的自责和自卑所替代。我曾在日记中抄录过一句名言“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我在品尝到文化功底太差的苦果之后，才开始逐渐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开始如饥似渴地看书、学习，厂里也为我们青工办了培训班，为我们补习相关知识。
仓促上阵
数学只考了１８分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已是一个大龄女青年。昔日的同学大多已经恋爱、结婚，我的父母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为我的终身大事托人、奔走。经过多年迷茫而无谓的挣扎之后，我也基本放弃了对“人生的路应该怎样走”的上下求索，打算接受命运的安排，像大多数女人一样，结婚成家，平淡地走过此生。
表面看来，高考似乎与我这个已工作好几年的初中生毫无关联，但它却在不经意间拨动了我内心深处渴求知识、渴望读书的那根心弦。经过反复思量，我抱着与命运搏一下的念头，毅然报了名。报志愿时，也不知该如何填报，只是听说山东大学中文系很有名，第一志愿就报了山大中文系，第二志愿、第三志愿依次报的是山大哲学系、山大政治系。当时，怕考不上被人笑话，就没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想有个其他学校保底，就像赌着一口气，反正就报山大，山大考不上，我的大学梦也就不做了。
我借来高中课本，没日没夜地复习了１个多月。１９７７年１２月的一天，我走进了设在山师附中的高考考场。那次高考，是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因多数考生都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上阵，每门课程开考后不到２０分钟，就会有大半考生走出考场。他们拿过试卷后一看，多数题不会做，趁早交卷走人。尤其是数学，开考１０分钟后，我所在的考场只剩下６人。我拿过试卷浏览一下，像看天书一样，会做的不多，但我不甘心放弃，心想既来之则安之，能考一分是一分。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尽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的数学还是仅考了１８分。
梦想成真
我考上了山大
考试过后，心中的幻想几近破灭，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轨道，日复一日，过着平凡而单调的日子。突然有一天，同事递给我一封信，我拿回宿舍打开一看，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热泪盈眶，也没有欣喜若狂，只是深切地感到，积存在心中多年的阴霾顷刻散去，深埋在心底的那个久远的梦终于变成了现实。
于是，我有幸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有幸成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七级”的一员，有幸与那些年龄相差十几岁、命运和经历各异的人成为了同学，有幸在高兰、萧涤非、蒋维崧等一代语言文学大师的引领下，在语言文学的浩瀚大海中畅游，有幸在山东大学校园里度过了我生命中充实而难忘的４年，并有幸在后来成为了省政府机关的一名公务员。
时光荏苒，３０年弹指一挥间。每当回想起这段历史，我不能不由衷地感叹：一个人的命运固然有其自身的轨迹，但却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当年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２７万多名幸运者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它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
